谢安（320年－385年），字安石，号东山，东晋政治家，军事家，浙江绍兴人，祖籍陈郡阳夏（今中国河南省太康）。历任吴兴太守、侍中兼吏部尚书兼中护军、尚书仆射兼领吏部加后将军、扬州刺史兼中书监兼录尚书事、都督五州、幽州之燕国诸军事兼假节、太保兼都督十五州军事兼卫将军等职，死后追封太傅兼庐陵郡公。世称谢太傅、谢安石、谢相、谢公。

谢安（公元320—385年），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陈郡谢氏家族是永嘉之乱中随元帝东迁渡江的著名世家大族。谢安的伯父谢鲲在西晋末年曾是东海王司马越的相府参军，过江后死在豫章太守任上，他也是“江左八达”之一。东晋初，谢安的父亲谢裒，官至太常卿。谢氏的地位因鲲、裒兄弟的业绩而不断上升，但真正创造家族辉煌的却是谢安。

谢安虽在兄弟中排行第三，但却比他的兄长们更有名气。他自幼聪明多智。4岁时，有一天被当时的尚书吏部郎桓彝（即桓温父）看到，引得桓大人大发赞叹：“这孩子风俊神清，以后肯定不啻于王东海（王东海即王承，是晋一代名臣）！”稍大一些，谢安更出落得聪慧敏悟，气字非凡，甚至连被誉为“王与马，共天下”的著名丞相王导都知道他，以致于当时的学童连他的读书音韵都竞相仿效，蔚成时尚。

谢氏渡江后，寓居在会稽（今浙江绍兴）。会稽山清水秀，从来就是一方名士乐居的沃土；而此地的东山就因为谢安年轻时隐居于此而声名大振。谢安年青时无意仕途，每天除了跟支道林、王羲之、许询、孙绰、李充等名士一起谈文论诗，畅谈玄理之外，还经常与他们一道游赏山水，借以自娱。王羲之的著名代表作《兰亭序》就是王羲之于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与这班朋友雅会兰亭时所作，谢安也吟诗作文，以尽雅兴。

在谢安盘桓东山，放情山水的时间里，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和孙绰相约泛舟海上，不料后来起了风浪，一时间波涛汹涌，浪卷云翻，同伴都大惊失色，想要马上返回。只有谢安一个人游兴正浓，吟啸诗文，若无其事。划船的老头看他相貌安闲，神色愉悦，便继续向远方划去。直到风急浪猛，小舟像一枚树叶在惊涛骇浪间翻转的时候，其他人惊恐万状，站起来喊叫，谢安却从容地说：“如果都这样乱成一团，我们就回不去了。”大家才平静下来，船得以平安驶回。也就是从这件事上，大家才认识到他的心胸胆量，足以镇安朝野。

青年谢安确实以其名士风度闻名于当时，就在他流连于会稽山水的时候，也曾多次接到举荐信，请他出山做官。第一次是当他年仅弱冠时，扬州刺史庾冰听到他的声名，几次下郡县敦请逼迫他作自己的属下。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谢安只好告别自己喜爱的家园乐土前去赴召。可是才过了一个多月，他便打道回府了。另一次是在七年后，大将军桓温征伐蜀汉时也关注到谢安的盛名，就上报朝廷让谢安作他的司马，谢安这回更加干脆，以世道难行为原由，婉言拒绝了桓温的好意。

当时谢氏家族中，谢安的从兄谢尚兄弟辈有很多人已做了高官。谢家门前经常是车水马龙，门庭若市。有一次，谢安的夫人刘氏指着那些富贵的本家兄弟悄悄跟他开玩笑：“大丈夫难道不应该这样吗？”谢安听罢，手掩鼻口说：“恐怕我也不免要这样。”

尽管他知道自己为了家庭的崛起不免要出仕，却仍旧屡次拒绝朝廷的征召。当时有人很有感慨地说：“安石不肯出，天下百姓可怎么办呢？”但也有人认为不尊重朝廷，竟连续几次弹劾他，并要朝廷对他施加禁锢，限制活动自由。面对外界的种种反应，谢安依旧稳如泰山，淡若池水，对此根本不屑一顾，直到他的弟弟谢万出事。

谢万是西中郎将，并监管青、豫、冀、并四州军事，但他自高自大，不懂得亲待部将。谢安虽然多次劝说，他仍不听忠告，最后终于在一次战斗中兵败而遭到废黜。谢万被废黜后，谢安为了保持家族地位，更为了使其经略得以致用，才决定步入仕途。他最初担任桓温征西大将军府的司马，后任吴兴太守、侍中、吏部尚书，中护军直至宰相，短短数年问，谢安由文士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赫赫有名的宰相。可谓是仕途辉煌，一路顺风。

公元317年，世家大族王导及其兄弟辅佐晋元帝司马睿在江东开创了东晋基业，琅琊王氏也因此成为东晋第一大豪门。王导死后，桓温翦除了庾氏势力，专擅朝政，桓氏家庭随之兴起。谢安就是在桓温执政前夕出仕的。桓温掌政权后仍不满足，他多次北伐，企图为谋取帝位做好准备。他曾抚着自己的枕头说：“大丈夫如果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太和六年（公元371年），桓温废除了皇帝司马奕，另立简文帝司马昱，使本来不太稳定的政局再次出现危机。简文帝的日子因桓温虎伺一旁也特别不好过，脆弱的他不堪忧虑与恐惧，终于一病不起。临终时，他仍慑于桓温的淫威，竟在遗诏中说：“如果儿子可以辅佐，就请您辅佐；如果他不成器，您可以自取天下。”这就等于给了桓温篡位的口实。在这紧急关头，王坦之与谢安力谏简文帝改写遗诏，请桓温以诸葛亮和王导为榜样辅政，并立司马曜为皇太子。当拥兵姑孰（今安徽当涂）的桓温闻讯简文帝并没有如他指望的那样，禅位给他，十分恼火；谢安等人则趁他不在京都，马上立太子做了皇帝。桓温气急败坏，于是在宁康元年（公元373年）二月，亲率大军，杀气腾腾地回兵京师，向谢安，王坦之问罪，并欲趁机扫平京城，改朝换代。眼见朝廷上下，人心惶惶，新帝司马曜也不得不下诏让吏部尚书谢安和侍中王坦之到新亭迎接桓温。王坦之早就听人说桓温此次来就是要杀他和谢安，所以非常害怕。他让谢安拿主意，谢安镇定自若而又十分郑重地告诉他：“晋朝的危亡，全看我俩此行了。”

二月的京城，春寒料峭，桓温的到来更给这里增添了一派肃杀气象。文武百官纷纷跪拜在道路两旁，甚至连抬头看一眼威风凛凛从眼前经过的桓温的勇气都没有，这里面也包括那些有地位有名望的朝廷重臣。与谢安同来的王坦之早已是惊慌失色，汗流浃背，紧张地连手版都拿倒了。在这惶恐的一群人中，只有两个人不改自然容颜，一个是来者不善的恒温，一个是镇定安闲的谢安。他俩之间的 “角逐”已不止一次了。在习习拂面的寒风中，谢安走上台阶，在席上就坐。他并不看桓温布置在四周，围得像铁桶似的卫兵，而是先作了一首咏浩浩洪流的《洛生咏》，然后才平静从容地说：“我听说诸侯有道，就会命守卫之士在四方防御邻国的入侵。明公入朝，会见诸位大臣，哪用得着在墙壁后布置人马呢？”老道的桓温没料到昔日在自己府中做司马的谢安在这种关头依旧不改其旷达风度和自若本色，一下子被他镇住了，于是赶忙赔笑说：“正因为不得已才这样做呀！”嚣张气焰被打下去后，他连忙传令撤走兵士，笼罩在大家中间的紧张气氛一下子消除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又摆酒设馔，与谢安两人“欢笑移日”，在这欢笑声中，朝廷总算度过了一场虚惊。

新亭风波后，全靠了谢安和王坦之的忠心辅佐，才把局面逐步稳定下来。但是，野心勃勃的桓温却依旧不肯放弃自己做皇帝的梦想。不久，他回姑孰养病，暗示朝廷授他“九锡。”“九锡”是历代权臣篡位前的最后一级台阶，他身患重病更是急于获得，想好歹当他几天皇帝。他让袁宏按他的意思起草加授九锡的诏令，袁宏把诏令拿给谢安看，谢安一看，只说了一句“不好”，便动手进行修改。就这样一共修改了好几次，拖延了几十天，也没有定稿，一直拖到七月桓温病死。至此，司马氏朝廷面临的一场危机总算过去了。

东晋政治是典型的士族门阀政治，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但如果桓温不谋篡，各种士族势力还能维护一种相对的平衡，政局也会因此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但是桓温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则必然地打破了这种平衡，引起了混乱。在多数人迫于桓温的淫威，纷纷屈服于恶势力的时候，作为吏部尚书的谢安却能坚持自己的立场，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与桓温进行从容不迫、不屈不挠的斗争。其实，早在简文帝在位的时候，桓温就见识了谢安的“厉害”：有一次，谢安在路上远远见到前呼后拥，威势赫赫的桓温，纳头便拜。桓温大为惊诧，问他：“安石，你为何要这样？”谓十安从容应答：“从没有君王拜在前面，而大臣揖躬在后的规矩。”他就这样不露声色地嘲讽了企图做“君”的桓温。另有一次，当桓温那位狡诈阴险的部下郗超像平时那样躲在帐子里偷听谢安与桓温的谈话，以便更好地为其主子出谋划策的时候，不幸帐子被风吹开，他一下子“显露原形”。谢安也不奇怪，只是幽默地取笑：“郗先生真可谓是入幕之宾呀！”说得郗超满脸通红，哑口无言，桓温也在一旁尴尬不已。“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在同权臣桓温的周旋与斗争中，谢安表现出了超人的胆识与气度，成了稳定大局的顶梁柱，群臣的主心骨。

太元元年（公元376年），孝武帝司马曜亲政后，任命谢安为中书令，录尚书事；第二年又加授他为侍中，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谢安掌起了东晋的军政大权。虽然外姓篡权的危机已经过去，但东晋政权仍旧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内部皇族与世家大族之间的矛盾、世家大族互相之间的矛盾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外部却又受到了日益强大，业已统一了北方的前秦的威胁。真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在这种形势下，谢安积极奉行王导缓和士族矛盾，稳定政局的政策，同时奉行“镇以和靖，御以长算，不存小察，弘以大纲”的方针，团结异己，共同维护晋室。为此，他很注意搞好同桓氏家族之间的关系。桓温死后，谢安不仅没有打击排抑桓氏家族，还让桓温的弟弟桓冲接替了他哥哥的权位；让另一个弟弟桓豁做荆州刺史，主持长江中游的军事。桓豁死后，他又让桓冲从长江下游移镇荆州。公元379年，襄阳被前秦苻坚攻陷后，桓冲因战守无方，引咎辞职。谢安也未惩办他，仍让他继续领兵扼守中游。他不计前嫌，宽宏大量的胸怀深深感化了桓氏兄弟。当桓温的党羽曾一度鼓动桓冲伺机诛杀谢安，专断朝政的时候，桓冲不但没有采纳，反而自以为德望不及谢安，而忠心听命于安石的调遣，效命于朝廷。谢安对桓氏的宽怀大度，对团结其他士族，共同维护晋室，起了积极的作用。

除了均衡士族势力，化解集团矛盾之外，谢安作为宰相，还特别注意选拔英才，进行制度改革。在他选拔的优秀人才之中，有文才、有武将，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谢玄，桓伊、徐邈、范宁四人。他用人唯才，不避亲故。最初当朝廷下诏寻觅能镇守北方、抵御前秦的文武良将的时候，谢安认为他的侄子谢玄就有“经国才略”，足以担当重任，于是推举了他。中书郎郗超为人奸诈，平日与谢氏关系不好，但当他听说谢安保举了谢玄，也不由地感叹：“谢安能违众举亲，真是明达；谢玄有真才实干，肯定不会辜负他的推举。” 后来谢玄果真在战场上频频告捷，并成为淝水之战的重要功臣。他的成功是与叔父谢安平日以家教方式培养人才又委以重任分不开的。

自古以来，战争带给百姓的似乎只有苦难，但东晋在备战前秦之际，却在宰相谢安的主持下采取了一系列减轻百姓负担的措施，同时进行了制度上的改革。在他执政后，每遇水旱灾害，朝廷必会减免租税，或除一年租布，或除半年租布；或赐穷苦百姓五斛米，或除去逋租宿债。太元四年（公元379年）还下令御供从俭、百官俸禄减半，停止一切非军国要事的差役和费用。其中在太元元年（公元376年）和六年（381年）进行了最重要的两次改革。第一次解除“度田收租制”：王公以下，每口人交米税三斛，解除劳役；第二次改制度，减烦费，削减吏士700人。这两次改革受到时人的欢迎和后人的好评。王夫之就认为此是“均贫富之善术，利在长久而民自得”。通过改革，不仅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而且集中了国家的物力财力，有利于做好御敌准备。

为了抵御前秦的进攻，谢安还进行了积极的军事准备。他派谢玄镇守广陵（今江苏扬州），在南迁士族和民众之中选拔精壮组成了勇猛善战的“北府兵”，并以刘牢之等为将领。他们进可攻，退可守，以逸待劳，在长江北岸紧紧守卫着京师大门。另外建立侨郡、侨州，平时务农以充军粮，闲时习武，组成了军事后备力量。这些人一部分守卫庄寨，一部分拱卫京城，在长江以南随时做好御敌准备。此外，桓冲在长江中游驻守，防止前秦从中线南下。这就形成了京师、广陵、夏口的犄角之势，谢安自己坐镇京师，遥控全局。正因为他事先已做了精心的部署，所以在后来战火燃起，情势危急的时候才能临危不惧、处变不惊。也正是这样，他把自己个性魅力中的名士风度与儒将气质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由于谢安的正确决策和精心治理，东晋出现了空前稳定的局面，甚至连前秦的有识之士也不得不承认，东晋虽然衰微，但不曾“丧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谢安、桓冲是江南的伟才、东晋的能人。

前秦苻坚经过几十年东征西伐，于公元379年攻陷东晋北边前沿重镇襄阳、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后，已达到极盛，其统治区域“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苞襄阳，北尽沙漠”。他决心凭借其百万大军一鼓作气消灭东晋，一统天下。他对前景是如此地乐观，所以把那些来自太子、重臣的反对意见当成了耳边风。

公元383年8月，前秦百万大军大举伐晋，淝水之战由此拉开序幕。

苻坚令弟弟苻融率步骑25万人为前锋，指向淮南；以羌族人姚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诸军事，顺流东下；他自己从长安统步兵60多万，骑兵27万，前后绵延数千里，旗鼓相望，向南进发。苻坚认为此举必胜，打算统一六合后让东晋孝武帝司马曜作尚书左仆射，让谢安作吏部尚书、桓冲作侍中，并动手在长安为他们修建府第。

东晋闻讯，举国震恐。谢安建议孝武帝命他的弟弟谢石从尚书仆射转任征讨大都督，谢玄为前锋都督，谢琰（谢安之子）为辅国将军，统兵8万，马上北上御敌。其主力就是谢玄指挥操练的北府兵。即将出发的时候，谢玄向叔父请示军机，谢安却像平时一样轻松自如地说：“我会另行下达命令的，你先去吧。”接着便不动声色了。谢玄虽然不敢多问，但心中确实没底，退出后又让部将张玄再次请示计策。谢安不仅没有回答，反而吩咐他俩下去准备车马，邀请一些朋友随他到山间别墅去下棋。平日下棋，谢玄总是胜着叔父一筹，但这次他却因牵挂战事、忧心忡忡，总是不能取胜。对弈完毕，谢安又登山漫游，就像又回到会稽东山一样留连忘返，直到夜幕降临才回府。

在荆州驻守的桓冲，也很担心朝廷的安危。他特地派了一支3000人的精锐部队前来支援京师。不料，这支部队又被谢安给遣了回去。他带信给桓冲说：“朝廷已经有妥善的安排，武器和军队都不缺少，长江中游是战略重地，派来的部队应回去加强防备。”桓冲看完信，不禁对他的参谋官摇头叹息：“谢安固然有宰相的度量，但是却不熟悉军事。如今大敌当前，他还去游山玩水，高谈阔论，只派一些没有经验的小孩子去抗敌；况且敌人来势凶猛，我们兵力又不足，天下的大局可想而知，我们要沦为外族的臣民了。”其实，一朝安危系于心，谢安又何偿不忧心如焚呢!但他却不能像别人一样把内心的忧虑露于形色，他是一国宰相，是大家的主心骨，如果他也乱了方寸，那情况就会变得不可收拾。他只有采取内紧外松的方法，一边安定人心，一边从容不迫地应付战局。等大家的紧张情绪趋于平静后，他才授意各路将帅，对整个战略进行了周密的布置安排。

十月，前秦的先锋苻融攻占了寿阳（今安徽寿县），并把派来增援的胡彬包围在硖石。胡彬的粮草快要用光，无奈只好暗中派人带着书信向谢石求援。不料信使在半路上被秦兵俘获，苻融马上派人向苻坚报告：“晋军现已缺少粮草，兵力不足，我们应该抓住这大好机会，立即发动进攻。”苻坚大喜，马上率轻骑8000人赶往寿阳与苻融会合，企图一举歼灭谢石率领的东晋军。然而就在他高兴的时候，他却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竞选择了被俘虏的东晋将军朱序前去劝降谢石。朱序到了晋营，做了表面上的警告，劝谢石趁早归降；暗中却提醒谢石说：“趁前秦百万大军还没有全部会集，要迅速攻击。打败了他们的先锋部队，势必挫败他们的士气，这样我们就可以一鼓作气，夺取胜利了。”

东晋将领们接受了朱序的建议。十一月，谢玄派刘牢之率精兵5000人开赴洛涧（今安徽怀定县西南洛水入淮处）向秦军将领梁成发动进攻。刘牢之率部奋勇向前，强行渡河，大破秦军，斩了梁成。秦军不得不向淮水一线溃逃，而谢石、谢玄却指挥晋兵节节进逼，直逼寿阳。在深秋的寒风中，苻坚与弟弟融登上寿阳城楼远望，看到东晋军阵严整，颇具规模；转而眺望八公山，见草木摇动，以为都是东晋的士兵。身经百战，投鞭断流的苻坚这下子感到的却是莫大的惊虑与惆怅，他若有所失地对苻融说：“这也是强敌呀，谁说他们是弱旅呢！”脸上不觉露出了畏怯的神色。

就这样，东晋军与前秦军隔淝水遥相对峙。秦军先锋虽然新败受挫，但兵力仍是晋军的几倍，而且主力正不断到达，形势对晋军来说依然很严峻。东晋将帅经过精密策划，想出了一条妙计。谢玄派了使臣告诉苻融说：“你们孤军深入，却在这淝水岸边扎营布寨，这虽可使我们长相对峙，但却不利于速战速决。如果你们稍微向后退一退，在岸边腾出一块空地作战场，让我们渡过淝水，与你们一决胜负，岂不是更好的策略？”苻坚也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答应对手的要求也未尝不可，等晋军渡河到一半时，便可以发动铁骑冲杀，杀他个措手不及。于是下令后撤。没想到，秦军一退就乱了阵脚，朱序又夹在秦兵中大声呼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前秦大部分士兵是被强迫征来，无心与东晋作战的各族俘虏，他们早已力竭身疲，此时更是乱作一团，不可收拾。东晋军队借机大举进攻，于乱军中杀死前秦前锋主帅苻融，苻坚也被乱箭射中。秦军溃不成军，争相逃命，自相践踏，死伤遍地。不少士兵听到风声鹤唳，都认为是东晋的追兵赶到，更加慌不择路，日夜狂奔。苻坚后在慕容垂的护卫下回到了洛阳，淝水之战就这样以前秦的惨败划上了句号。

淝水之战的捷报送到京城时，谢安正在府中与客人下棋。他拿过捷报阅过，便随手放在一边，继续下棋，就好像什么也没有看到一般。他是不紧不慢，可客人早就忍不住了：“前方战事怎么样啊？”“孩子们已打败了敌人。”他依旧从容安详。这便是他的心胸涵养。然而，下完棋送客人走后，谢安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兴奋的心情，返回自己内室的时候，竟忘了迈门槛、把拖鞋底部的木齿都撞断了。

淝水之战的胜利，使东晋又度过了一次亡国的危机，谢氏家庭的政治地位也随之达到了顶峰。朝廷为了奖擢功勋，加封谢安为太保、诏加都督十五州诸军事；任谢玄为荆、江两州刺史，但谢安认为谢家父子名位过盛、桓氏失位会招来怨恨，所以建议让桓石民，桓石虔、桓伊等人担任荆州、豫州等州刺史，结果“彼此无怨”。不管怎样，谢安的风范已受到了世人的敬仰，到处都在传说关于他的佳话。

也许有的人会问，谢安身处朝堂，为何在情势危急、举朝震恐的时候，唯独他能够临危自若，处之泰然呢?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兵书云：“知已知彼，百战不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东山隐居的时候，谢安就知道自己不免要入仕，所以也必做一些仕途的准备。当年谢万为吴兴太守，他就随弟弟赴任，谢万经常睡懒觉，他便每天早晨去扣谢万的屏风让他起床；谢万做了豫州刺史，他也随行在豫州；谢万北征，他也同行，并经常匡正弟弟在各方面的过失，他曾经亲自造访拜慰谢万属下的各个部将，替谢谢万向他们赔礼致谢，消除了他们对谢万的抵触情绪。所有这些，都表明他正以一种积极心态步入政坛。当初他不愿出山，有人就预言：“安石既然能与人同乐、就必定会与人同忧，再征召，他会来的”。看来这人果真深知安石之志。在军事方面，他也是多年研习兵书，并掌握了大量有关前秦政治、军事及人物心理，贤愚忠奸等方面的情况，可谓是“知已知彼”。当秦军以黑云压顶之势扑向东晋时，谢安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孙子的名言：“将不在勇而在谋，兵不在多而在精。”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淝水之战的烟火还未完全散尽，谢安却因功名极盛遭到了一些阴险好利之徒的陷害。他们在晋孝武帝跟前进谗言，使这个业已成人，一心想兴复皇权的酒肉皇帝对宰相谢安有了猜嫌之意。他委重自己的同母弟弟会稽王司马道子，使得政权移落到这个昏庸的王爷手中。司马道子身边豢养着一个与谢安关系微妙的小人——谢安的女婿、王坦之的儿子王国宝。这家伙因不学无术，品行恶劣，一直不受老岳丈的喜欢，更别提栽培重用了。他也一直对谢安心怀怨恨，经常在司马道子和皇上面前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孝武帝疏远谢安，就有着他一份“功劳”。为了避嫌，谢安被迫离开京城，举家搬到广陵附近，在那儿修了一座陋府，美其名日“新城”。他虽身遭构害，但仍不失东山之志，准备等朝廷稍稍稳定，就辞官从水路重返他的会稽乐土。可惜，他的愿望还未实现，就患病了。谢安先对广陵防务作了周密布置，然后才请求朝廷准他回京治病。

当谢安的车辇缓缓驶进建康西州门的时候，病卧车中的谢安伤感地对亲近之人说：“以前桓温在的时候，我常担心自己不能保全。忽然有一次梦到坐桓温的车走了16里，见到一只白鸡才停下来。坐他的车，预示我替代他的职位；16里，意味着我代居宰相16年而止；白鸡主酉，如今太岁在酉，我的病恐怕是好不了啦！”于是，他上疏辞官。几天后，66岁的谢安病卒于京师建康。

谢安作为东晋名士，朝廷良辅，深为时人仰慕。当他受到莫须有的构陷时，“江左第一笛”、淝水之战的功臣之一的桓伊就在一次宴会上慨然抚筝而歌怨诗，以为安“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为谢安呜不平。谢安听歌如遇知音，“泣下沾衿”，孝武帝暗自思忖，也颇有愧色。谢安死后，朝廷上下远近之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凭吊哀悼他。王导的孙子王询兄弟都是谢安的女婿，因离婚纠纷，而跟谢安有了嫌隙。谢安的死讯传到远在东边的王殉耳中，他便告诉王献之说：“我想去哭谢公。”于是直奔谢安灵前，恸哭不已。谢安在新城居住的时候，在城东北筑了一条坝，当地百姓都依赖这土坝捕鱼网虾。他死后，人们为了追念他，给坝起名叫“召伯埭”，以寄托他们的敬慕与哀思。

前来吊念谢安的人中间，还有一个他的同乡。这人风尘仆仆来到京师，后来向人们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当年他在中宿县做事，无奈岭南经济凋敝，实在无法生活下去，只随身带了5万只当地产的蒲葵扇前来投靠谢安。谢安当时虽然还很年轻，却享有盛名，很受京城人士的爱慕。当他问明同乡的情况后，便挑选了一把中等货色的蒲葵扇，无论出入都握在手中，结果不出两天，就有很多人争相去购买乡人的扇子，本来滞销的东西一下成了抢手货，扇价在很短的时间里翻了好几倍。可见，当时世人仰慕和效仿谢安的名士风度，已蔚为风尚。谢安以其名望帮助乡亲，一时传为美谈，人们更加敬重谢安。

在朝廷的金殿上，围绕谢安的封谥问题，却展开了另一场争论。以司马道子为首的好利之徒认为谢安生前已占尽风光，不应再加殊礼；而中书令王献之，中书侍郎徐邈等人则认为谢安尽心竭智辅朝廷，是东晋的勋臣，理应加殊礼。孝武帝司马曜也终于认识到，没有谢安，则不会有他和他的皇位，所以诏赠谢安为太傅，封为庐陵郡公。时变境迁，直到刘裕当政后，为了纪念谢安的济世勋德，还大封其子孙，并让他们永世祭祀谢安的魂灵。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东晋谢家的府第车马、权力财势都随历史的烟云而消散，但谢安作为一个对历史有贡献的人，历史会永远记住他的功业和英名。谢安多才多艺，善行书，通音乐，对儒、道、佛、玄学均有较高的素养。他治国以儒、道互补；作为高门士族，能顾全大局，以谢氏家族利益服从于晋室利益，这与王敦、桓温之徒形成了鲜明对照。他性情闲雅温和，处事公允明断，不专权树私，不居功自傲，有宰相气度、儒将风范，这些都是谢安为人称道的品格。南宋著名思想家陈亮就曾将王导、谢安并提，指出：“导安相望于数十年间，其端静宽简，弥缝辅赞，如出一人，江左百年之业实赖焉。”明清之际，王夫之也说：“安三宰天下，思深而道尽，复古以型今。岂一切苟简之术所可与议短长哉！”这些古代著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谢安的功业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作为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谢安是当之无愧的。

东晋时的谢安，是个大名人，一举一动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谢安有一个老乡，犯了错误被革职还乡，谢安去送行的时候问：“宦囊充实否？”问话很直接，做官这几年，捞了一点油水没有啊？老乡苦着脸抱怨道：“没有啊，只有五万把不能吃不能喝的扇子！”五万把，真要带回家用，怕是几辈子也用不完。谢安就拿了一把蒲扇，免费充当老乡蒲扇的“形象代言人”，走到哪里就把蒲扇带到哪里。不过几天，城里的人就争相抢购蒲扇子，老乡的蒲扇自然很快就脱销了。可见谢安的影响力。

今人学语言很势利，一是把经济发达的方言奉为时尚；二是盲目模仿所谓名人风范。后一点，古人早就有了先例。

据陈寅恪先生考证，谢安有一绝活，叫做“洛下书生咏”，能用洛阳书生腔念书吟诗，而史书上记载“（谢）安能作洛下书生咏，而少有鼻疾，语音浊。后名流多学其咏，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谢安患有鼻炎，估计比较严重，说不定长了鼻息肉，发音的时候鼻音重浊，给人造成一种傲慢和不屑一顾的错觉，这倒很符合谢安的名士风。一时间谢安的发音，引得当时的江南名士纷纷效仿。

一次，桓温请谢安和王坦之赴宴，实际上是想除掉他们，以扫平他夺权道路上的障碍。王坦之吓得要命，谢安却神情镇定，他走上台阶，擤了擤鼻子，用标准的洛阳音大声指责桓温，如此高贵的鼻音浓重的洛阳话一开腔，桓温被彻底镇住了，挥退了埋伏的刀斧手。虽然这不是桓温不杀谢安的主要原因，但谢安的“洛下书生咏”确实名气很大。

后来桓温死了，谢安掌权，“洛生咏”简直成了“官方语言”，只有画家顾恺之对这种语言潮流不感兴趣，有人曾请他作“洛生咏”，他讥讽说：“我为什么要学这种‘老婢声’！”“婢”有轻贱之意，据说是谢安远不如桓温以前重视顾恺之，看来，顾恺之并不是真看不起“洛生咏”，不过是发泄对谢安的不满罢了。

今人考证出我国古代以洛阳音为标准音，那么谢安说的就是地道的“普通话”了。按专家的说法，此普通话已经有四千多年悠久的历史，为了让今天的读者感同身受，专家还专门选出两句唐诗作示范，“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如果用古代普通话读，发音应该是“将则蒙虐广，捏节底尚爽”了，这无疑是一件很有想象力的事情。

在长兴县西南15．5公里的太傅乡三鸦岗，墓高1．5米，墓径10余米，墓顶曾植桑，墓穴被掘，古砖狼藉。

谢安原葬建康（今南京）梅山。陈太建十一年（579），陈宣帝第二子叔陵为葬其生母彭氏，掘谢氏家，弃其柩。时谢安裔孙谢夷吾任长城（今长兴）县令，乃将谢安柩移葬三鸦岗。唐分昌年间，三鸦岗属万安乡，时谢安墓有墓碑、墓柱等，履地十六有奇。宋康定元年（1040）、治平四年（1067），邑令俱加重修，立墓碑。明亮靖十二年（1533）、崇帧十五年（1642）知县黄光升、李向中先后重修墓道。清嘉庆四年（1799），知县邢澍和谢安后裔广西巡抚谢启昆重修墓地与太傅庙。清乾、嘉年间著名学者、湖广云贵总督阮元有诗《三鸦岗谢差》五言一首：“六朝数伟人，谢博名独震。破贼付儿辈，风鹤走敌阵，高卧东山东，勋名峙两晋。梅岭始 卜茔，鸦村旋迁榇。落日翁仲眠，荒榛狐兔隐。卓者刑明府，吊古知前闻。……”清同治鲍（诊去言字旁换金）有诗曰：“三鸦岗上草芊绵，万劫犹存太傅阡。……垂楝碑材修坠迹，要令樵牧识名贤。”太傅谢安墓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仅存墓碑2块，其一方系嘉庆年间碑，今存乡政府内；另一方则砌入渠道桥墩。墓现已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