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国15岁那年，到州学就读。一天，一个戏班子在州学前演出，州学学生都弃学外出看热闹，仅剩胡安国一人还留在书斋中诵读，州学教授发现后非常感动，赏赠他纸笔佳砚。两年后，胡安国进入太学学习，这段时间他接受了程颐、程颢学说，成为理学的坚定信奉者，极力推崇二程是孔孟之道的直接继承人。1097年（宋哲宗绍圣四年），胡安国进士及第，踏入仕途，先徙居潭州城南，提举湖南学士，在官6年。以后还任过中书舍人等职。由于仕途坎坷，他在晚年干脆辞职退隐，致力于学术研究。1123年始撰《春秋传》。北宋末年，黄河流域战争频频，中原士人纷纷南下，给长江流域的文化兴盛创造了机遇。胡安国也于南宋建炎（1127－1130）年间，抵湘潭，至碧泉定居，遂落籍湘潭。在潭州湘潭建碧泉书院，“前后居潭三十余载”。著书讲学，从游弟子数十人，潜心续撰《春秋传》。胡安国志在经世济民，感于时事，往往借《春秋》寓意，不拘章句 训诂，成为宋代理学家以义理治《春秋》的代表作。然后又在衡山山麓办文定书院，以讲学撰述为业，除自己的子侄胡寅、胡宏、胡宪等外，还吸引了众多湖湘士 子前来就学。其中仅长沙人就有治《春秋》和《资治通鉴》的谭知礼，以孝友信义著称的黎明等，从而开始奠定了一个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理 学派别-湖湘学派。1138年（绍兴八年）书成，30卷，进呈朝廷。宋高宗赞他“深得圣人之旨”，诏加宝文阁直学士。同年四月春，胡安国在湖南逝世，葬隐山，朝廷破格赐谥文定。所著《春秋传》成为后世科举士人必读的教科书。又著《资治通鉴举要补遗》100卷，《文集》15卷。《宋史》立传，《宋元学案》中有《武夷学案》，明正统年间从祀孔庙。1706年朝廷赐“霜松雪柏”匾额一方，1737年拨内府库银建祠于隐山。

大凡一个著名的学派都有一定的学术风尚，宋代湖湘学派也不例外。其学风主要有： 　　
首先是尊奉理学。湖湘学派主要人物的学术思想，都直接渊源于宋代程朱理学的开创者程颐、程颢。胡安国认为自己的学问主要来自二程，以二程的私淑弟子自居，并请朱熹前来长沙会讲，此后湖南士人一直与朱熹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胡安国去世后，他的学生许多改从了朱熹。朱熹在就任湖南安抚使期间，又致力于振兴岳麓书院，经常和生徒讲论问答。于是，程朱理学在湖湘占据了学术的主导地位。虽然以后也有心学、农学渗入湖南，但这一主导地位始终没有动摇过。 　　
其次是重经世务实。宋代的许多理学家都有空谈心性，不究实用的倾向。湖湘学派虽然也是理拿中的一派，却自创立之初就反对“腐儒”学风；主张“通晓时务”，“留心经济”。胡安国提倡实际生产劳作，提倡学者不妨锄锄地种种菜；认为君子之学，最重要的就是一“实”’宇，除经史之外，还必须致力于兵、农等经世实学，在他自 己的著作中对这类知识就多有涉及。由此，在知行关系上，湖湘学派阐述“知行互发”，特别注重“行”的作用，强调“践履”，即实践，认为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因为湖湘学派重视务实，所以后人评价他们都是有用之才，而非“迂谈道学者”。 　　
湖湘学派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不存门户之见，抱兼容并蓄态度，对与程朱理学不同的陆九渊心学派、陈亮事功学派并不一概否定，而是互为取舍。如胡安国等人提出的“性，天下之大本也”的性本体论体系，就兼容了二程的理本论与陆九渊的心本论。 　　

胡安国的长子胡寅，礼部侍郎。著《读史管见》数十万言，学者称致堂先生。次子胡宁，官祠部郎中，后辞佐父修纂《春秋传》，著《春秋通旨》，学者称茆堂先生。季子胡宏传父学，讲学碧泉20余年，传学于张木式等，著《胡子知言》等书，学者称五峰先生，《宋元学案》中有《五峰学案》。侄胡宪从胡安国学而不仕，门下朱熹从游最久，学者称籍溪先生。 　　

胡安国是两宋时期著名的经学家、理学家和政治家，对两宋之际的政治和学术领域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胡安国以其《时政论》、《治国论》、《春秋传》奠定了将心性之学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的“湘派”学风，一方面为理学的发扬光大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统治阶级提供了一套有用的治国宝典。胡安国传学胡宏及弟子。胡宏传学张木式 。张木式湘中门人众多，仅见于《岳麓学案》的即有33人。他们先后讲学于碧泉、岳麓、南岳、主一等书院，培养大批学者，形成胡氏学派，一称“稳山之学”。黄宗羲称 “湖湘学派”。王闿运称“潭学”，说“胡开潭学，朱张继响”；“道学开自周敦颐，乡邦无传其学者。至安国及子寅、宏来发明之。湖湘之学，比于关洛。”湖湘学派研究传统理学，有历史局限性，但提倡修身为学，主张经世致用，重教化，讲名节，轻利禄，憎邪恶，对湘潭乃至湖南的人文教化和道德风尚有深远影响。胡安国父子及他们的门生湖湘文化对中国近代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于造就湖南近世英才并推动中国历史发展起了不容置疑的推动作用。以修身养性，经世我用为典型特征的湖湘文化，是由胡安国父子创立，由他们的门生继承且光大发扬的，他们是湖湘文化的鼻祖。

著有《春秋传》，今存三十卷；又有文集十五卷、《资治通鉴举要补遗》一百卷，今已佚。《全宋诗》卷一三七十录其诗二十二首。《全宋文》卷三一四六收有其文。事迹见胡寅《先公行状》(《斐然集》卷二五)、《宋史》卷四三五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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