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共十只，

高二尺，直径一尺多，形象鼓而上细下粗顶微圆(实为碣状)，因铭文中多言渔猎之事，故又称它为《猎碣》。以籀文分刻十首为一组的四言诗。其字已多有磨灭，其第九鼓已无一存字。其书传为史籀手笔，体态堂皇大度、圆活奔放，气质雄浑，刚柔相济，古茂遒朴而有逸气。横平竖直，严谨而工整，善用中锋，笔划粗细基本一致，有的结体对称平正，有的字则参差错落，近于小篆而又没有小篆的拘谨。在章法布局上，虽字字独立，但又注意到了上下左右之间的偃仰向背关系、其笔力之强劲在石刻中极为突出，在古文字书法中，是堪称别具奇彩和独具风神的。康有为称其“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我，自有奇采。”其书体为大篆向小篆过渡时期的文字，学石鼓文可上追大篆，下学小篆，百无一失。后世学篆者皆奉为正宗，无不临习。

石鼓文的字体，上乘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从书法上看，石鼓文上乘《秦公簋》（春秋中期的青铜器，铭文盖十行，器五行，计121字。其书为石鼓、秦篆的先声，字行方正、大方。横竖折笔之处，圆中寓方，转折处竖画内收而下行时逐步向下舒展。其势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有秦朝强悍的霸主气势。）法则，然而更趋于方正丰厚，用笔起止均为藏锋，圆融浑劲，结体促长伸短，匀称适中。古茂雄秀，冠绝古今。石鼓文对书坛的影响以清代最盛，如篆书家杨沂孙、吴昌硕就是主要得力于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风格的。流传石鼓文最拓本，有明代安国藏的《先锋》、《中权》、《后劲》等北宋拓本，现在日本。

石鼓文处于承前启后的时期，承秦国书风，为小篆先声。石鼓文刻于花岗岩石上，与金文有较大差别，具有明显的动感。石鼓文的书风以工整严谨着称。笔划之间的间距十分停匀，线条粗细也一律相等。字形构架还有不少大篆的方法，因此体势以平稳安详胜；当然，正国为它是出自秦人之手，因此它也已含有后来秦代小篆的那种工稳平均的审美趋向。在看来，这种趋向是表明了当时人崇尚正规、严谨、细致的“时代”倾向。应该说：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特征。至后于后来吴昌硕写《石鼓文》写出强烈的动势，这是吴昌硕出以已意的主动追加，并非是《石鼓文》的本来面貌。但也正因为此，在学《石鼓文》似乎已有了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忠实于原作的一丝不苟；别一种是象吴昌硕那样的掺以已意另出新招。

石鼓文为先秦刻石文字。中国遗存的石刻文字，要属《石鼓文》时间最早和最具代表性。石作鼓形，共十鼓，分别刻有四言诗一首，径约三尺余。内容记述秦国君游猎，故又称“猎碣”。因被弃于陈仓云野，也称“陈仓十碣”。所刻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即籀文。石原在天兴(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初被发现。自唐代杜甫、韦应物、韩愈作歌诗以后，始显于世。

一说为宋代司马池(司马光之父)搜得其九，移置府学，皇祜(1049—1053)间向传师始得其全。大观(1107—1110)中迁至东京(今河南洛阳)辟雍，后入内府保和殿稽古阁。金人破汴，辇归燕京，置国子学大成门内。

1937年抗战爆发后，石鼓文南迁至蜀，战争结束后始运回北平，现藏故宫博物院。其刻石年代，唐代张怀瓘、窦皋、韩愈等以为周文王时物；韦应物等以为周宣王时物；宋代董逋、程大昌等以为周成王时物；金代马定国以为西魏大统十一年(545)刻；清代俞正燮以为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刻；以为秦物者，始自宋代郑樵，清代震钧以为秦文公时物；今人马衡以为秦穆公时物，郭沫若以为秦襄公时物，唐兰则考为秦献公叶十一年(前374)刻，详见《石鼓年代考》。

刻石文多残损，北宋欧阳修所录已仅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阁》藏宋拓本仅四百六十二字，今其中一鼓已一字无存唐初“虞、褚、欧阳共称古妙”(引自《元和郡县图志》)。张怀瓘《书断》云：“《石鼓文》开阖古文，畅其戚锐，但折直劲迅，有如铁针而端委旁逸又婉润焉。”近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谓：“《石鼓》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传世墨拓善本有元代赵孟頫藏本(即范氏《天—阁》藏本)、明代安国藏中权本、先锋本(亦称“前茅本”)、后劲本，皆宋拓本。《天一阁》本已毁于火，后三种俱在日本。有影印本行世。原石现藏故宫博物院。

其书法字体多取长方形，体势整肃，端庄凝重，笔力稳健，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充满古朴雄浑之美。

石鼓文比金文规范、严正，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征，它是从金文向小篆发展的一种过渡性书体。传说在石鼓文之前，周宣王太史籀曾经对金文进行改造和整理，着有大篆十五篇，故大篆又称“籀文”。石鼓文是大篆留传后世，保存比较完整且字数较多的书迹之一。

石鼓于唐代初出土于天兴三畴原(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三畴原)，

以后被迁入凤翔孔庙。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放置于凤翔学府。宋徽宗素有金石之癖，尤其喜欢《石鼓》，于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将其迁到忭京国学，用金符字嵌起来。后因宋金战争，复迁《石鼓》于临安(今杭州)，金兵进入汴京后，见到石鼓以为是“奇物”，将其运回燕京(今北京)。此后，石鼓又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抗日战争爆发，为防止国宝被日军掠走，由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迁到江南，抗战胜利后又运回北京，1956年在北京故宫展出。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高宗为更好地保护原鼓，曾令人仿刻了十鼓，放置于辟雍(大学)。现仿鼓在北京国子监。其形状与刻字部位和原石鼓有不少差别。

石鼓文，亦称猎碣或雍邑刻石，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无具体年月，唐人韦应物和韩愈的《石鼓歌》都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刻石。宋人欧阳修的《石鼓跋尾》虽设了三个疑点，但还是认为属周宣王时史籀所作。宋人郑樵《通志略》则认为《石鼓》系先秦之物，作于惠文王之后，始皇之前。近人罗振玉《石鼓文考释》和马叙伦《石鼓文疏记》都认为是秦文公时物，与韦、韩说法出入不大，只相差十七年。据郭沫若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距宣王更近。所不同者，出于宣王时史籀手笔或秦臣手笔罢了。

石鼓文的书风是两周书法剧迹中最富于规范性的。对而言，它的存在意味着一连串可发展的思考题：《石鼓文》的成立年代，究竟是春秋、战略抑或是秦一统之后？学者们仍有争议。但大抵是指它为战略秦国时物的意见占上风。

石鼓文的拓本，唐代就有，但没有流传下来。宋安国所藏石鼓宋拓本，被民国秦文锦售给日本东京河井荃庐氏。此外，社会上所流传的早期拓本有北宋的《先锋》、《中权》、《后劲》三种，其中天一阁藏北宋拓存四百二十二字本为最。然原拓己失，现只能见到郭沫若30年代在日本收集的此三种拓本的照片。安国所藏的宋拓本《先锋》本，旧商务印书馆、文物出版社有影印本，收在郭沫若所着《石鼓文研究》一书中。上海艺苑真赏社、日本鳹堂有《中权》本影印本。中华书局、日本二玄社出版的《书迹名品丛刊》中，有《后劲》本影印本。上海书画出版社《书法》1984年第三期，也刊有石鼓文的宋拓影印本。

《石鼓歌》——韩愈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陵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
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蝌。
年深岂免有缺画，快剑斫断生蛟鼍。
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
金绳铁索锁钮壮，古鼎跃水龙腾梭。
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
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
嗟余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
忆昔初蒙博士征，其年始改称元和。
故人从军在右辅，为我度量掘臼科。
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宝存岂多？
毡包席裹可立致，十鼓只载树骆驼。
荐诸太庙比郜鼎，光价岂止百倍过？
圣恩若许留太学，诸生讲解得切磋。
观经鸿都尚填咽，坐见举国来奔波。
剜苔剔藓露节角，安置妥帖平不颇。
大厦深檐与盖覆，经历久远岂无佗。
中朝大官老于事，讵肯感激徒媕婀。
牧童敲火牛砺角，谁复着手为摩挲。
日销月铄就埋没，六年西顾空吟哦。
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
继周八代争战罢，无人收拾理则那？
方今太平日无事，柄任儒术崇丘轲。
安能以此上论列，愿借辩口如悬河。
石鼓之歌止于此，呜呼吾意其蹉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