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宸英

姜宸英，与朱彝尊、严绳孙并称“江南三布衣”。1680年(康熙十九年)荐入明史馆任纂修官，分撰刑法志，记述明三百年间诏狱、廷杖、立枷、东西厂卫之害。又参与修纂《大清一统志》。在京因得罪大学士明珠受冷遇。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70岁始成进士，以殿试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越两年为顺天乡试副考官，因主考官舞弊，被连累下狱死。著有《湛园集》、《苇间集》、《海防总论》。

徐乾学把明史稿进呈御览后，康熙大加赞赏，说姜宸英与另两位修史的人员朱彝尊、严绳孙是海内三布衣。开创了有清以来 “布衣修史”的先河，叶方霭更是竭尽全力，荐举姜宸英参加博学鸿词科。然而，这场恩科并未改变姜宸英的命运，最后还是名落孙山。在叶方霭的极力推举下，姜宸英才正式列为修编明史的人员，领取相当于七品官员的俸禄。

徐元文、姜宸英、朱彝尊三公像

在完成明史的编修任务后，清廷又开始了一统志的编修。主持这一编修任务的是左都御史徐元文。因徐元文是徐乾学之弟，故姜宸英仍有机会出入尚书府第，并在徐乾学的荐引下，结识了虽年轻而在文坛已享有盛名的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是满族正黄旗人，其父纳兰明珠是当朝首辅，权倾朝野，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出人意料的是，纳兰性德这位八旗子弟并没有醉心于权术，却对发轫于中原的古典诗词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纳兰性德凭借其对艺术领悟的天性和聪颖绝伦的资质，在对汉文化的自觉吸收与再造过程中，把明末以来已趋向颓废的词的创作，再次推向了兴盛。他在遍览了唐宋名家的词作之后，认为 “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绕烟水迷离之致。”他的这种审美情趣为他的词创作奠定了一个基调，那就是抒发个性的激情与展现才华的禀赋相结合，从而成就了他饮誉中原大地的艺术高峰。 　　

姜宸英性情孤傲，纳兰性德虽出身贵族，却主张个性的张扬，这是他与姜宸英在交往中得以沟通的重要前提。除了姜宸英外，还有当时的一些名流如梁佩兰，顾贞观，吴天章，朱彝尊等人经常聚会欢宴，吟诗填词，他们避开官场的争斗角逐，以词牌唱酬作桥梁，既咏叹明亡清兴的无奈，又注重彼此间以文会友的情谊，创作了一大批被后人认为是清新秀隽、自然超逸的传世之作。须知道，这类词作的问世和流传，是冒有极大风险的。这是因为，当时的时局虽渐趋稳定，但还是有不少晚明遗民打着 “反清复明”的旗帜，暗中积极活动，不肯受制于清廷。也许是纳兰性德的特殊身份，也许是康熙忙于政务，没有空暇去过问这些文人的活动，使他们的词作在流传后并没有带来严重的后果。 　　

纳兰性德自幼学习射骑，文武兼备，自16岁中进士以后，就被授予三等侍卫，不久又升迁一等。就是这么个仕途通达，灵性十足的贵胄子弟，却偏偏与康熙所推行的文化政策格格不入，这使得他的许多宏伟抱负难以实现，于是就有了 “向樽前，拭尽英雄泪”， “遇酒须倾，莫问千秋万岁名”， “不知何事萦怀抱，醒也无聊，醉也无聊”，等弃世嫉俗的作品。这种郁郁不得志的心态与当时姜宸英的处境十分相似，这也许就是两人成为莫逆之交的环境因素。 　

康熙24年 （1685），纳兰性德在与姜宸英，朱彝尊、顾贞观等人聚会豪饮后，又作了 《夜合花》一词，词完便猝然而逝，年仅31岁。挚友的突然病故，使姜宸英悲痛欲绝。一连几天，他茶饭不思，泪涕滂沱。为表示哀悼，他专门写了一篇祭文，以寄托哀思。 “我常对客欠伸，兄不余傲，知我任其真；我时谩骂无问高爵，兄不余狂知我疾恶；激论事，眼瞪舌，兄为抵掌助之叫号。”这是姜宸英与纳兰性德交往的真实写照。也可见两人友谊非同一般。为纪念这位年青的故友，姜宸英与几位文友把纳兰性德的词作加以搜集整理，编印成册，取名为 《纳兰词》，后来一并入 《通志堂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