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颜师古是名儒颜之推的孙子,父亲为颜思鲁。少传家业,遵循祖训,博览群书,学问通博,擅长于文字训诂、声韵、校勘之学;他还是研究《汉书》的专家,对两汉以来的经学史也十分熟悉。
隋文帝仁寿年间,由尚书左丞李纲举荐,任安养县(今湖北襄樊)尉。尚书左仆射杨素见其年少,问他:“安养剧县,子何以治之?”颜师古回答:“割鸡焉用牛刀。”杨素惊其夸口。后来果然以政绩突出闻名。后因坐事免职居长安,十年不得官,家贫,以教授为业。
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入关,颜师古从父至同州朝邑长春宫谒见,被授予朝散大夫之职。
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李渊称帝建立唐王朝,拜颜师古为敦煌公府文学,转起居舍人,再迁中书舍人,掌机密,专典皇帝诏敕。军国政务等重大诏令皆出于颜师古之手,其文才当时未有敢于与其相比者。颜师古勤于政事,又擅长文辞,其所拟制诰册奏之工整美好,名冠当时。
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秦王李世民即皇帝位,颜师古被擢为中书侍郎,封琅琊县男。后因坐事两次被贬。颜师古聪敏好学,精于训诂。
唐贞观七年(公元633年),颜师古被任命为秘书少监,专管校定古书的工作,每遇疑惑不解的奇文难字,他都能一一辨析,并说明其本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颜师古奉诏与博士撰写成《五礼》,进爵为子。后又奉太子承乾之命注《汉书》。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书成,进秘书监,以文学入选崇贤、弘文两馆学士。《汉书注》是颜师古晚年力作,在审定音读、诠释字义方面用功最多,成绩最大,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重。当时即有“杜征南(杜预)、颜秘书(颜师古)为左丘明、班孟坚忠臣”之称誉。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颜师古随从太宗征辽东,途中病故,终年65岁,谥曰“戴”。
家族介绍
祖父颜之推为南北朝时的著名学者,先后仕于梁、北齐、北周,终于隋,于是家居关中,遂为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人。颜之推学识渊博,尤善《周官》、《左传》,著有文集30 卷、《颜氏家训》20 篇,并行于世。颜之推从山东辗转跋涉到关中,跨越了南北阻隔,在读书治学的实践中,发现了不少典籍在流传中产生的问题,以及语言因古今、地域的不同而出现的差异,他对这些问题作了开创性的探讨,把这些心得与其他内容一并写入《家训》以备子孙遵循。
颜师古的父亲颜思鲁,以儒学显名,撰有《汉书决疑》。武德初年他为秦王府记室参军事。师古受家学熏陶,博览群书,精训诂之学,善作文章。隋仁寿年间,经人举荐,授安养尉之职。后因失职罢归长安,此后长达十年未能调任新职,迫于生计,以授徒为生。
颜师古兄弟四人。二弟颜相时,三弟颜勤礼,字敬之,颜真卿曾祖,幼而朗悟,识量宏远,工于篆籀,尤精训诂,与两兄师古、颜相时同为弘文、崇贤两馆学士,校定经史。四弟颜育德,任太子通事舍人,于司经校定经史。
历史影响
坚持读书
颜师古不论为官还是赋闲,都能遵循家训坚持读书,研习学问,所以能胜任经史的考定和注释。太宗尝“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令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颜师古多所厘正。书成,太宗诏诸儒重加详议,诸儒各守门户,同声非难师古,师古则依据晋、宋以来古今传本,对诘问一一答复,解答中援引证据简赅透彻,才情溢于言表,令诸儒无不折服。贞观年间,颜师古还参与了《五礼》的修撰,十一年,《五礼》撰成,颜师古进封为子爵。后又奉太子承乾之命,为《汉书》作注。颜师古在广泛汲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多有创新,解释翔实明晰,深受时人称许,誉其为班孟坚忠臣。太子将《汉书注》奏上朝廷,太宗下令将此书编入秘阁,并赐师古物二百段、良马一匹,以示褒奖。十五年,太宗下诏将祭泰山,主管部门与公卿博士集议其仪式,众说纷纭,颜师古上奏:“臣撰定《封禅仪注书》在十一年春,于时诸儒参详,以为适中。”于是将此著交付公卿定其可否,多赞同其说,但祭泰山事终未成行。不久,颜师古调职秘书监、弘文馆学士。十九年,随太宗东巡,途中病逝,终年六十五岁。
颜师古所注《汉书》、《急就章》大显于时,又有文集40 卷传世。永徽三年,其子颜扬庭将其遗作整理成《匡谬正俗》8 篇奏于朝廷。保留至今者有《汉书注》及《匡谬正俗》。
汉书功臣
颜师古在《叙例》中提到《汉书》表中有“前后失次,上下乖方,昭穆参差,名实亏废”的问题,他“则寻文究例,普更刊整”,做到“非止寻读易晓,庶令转写无疑”。但是为了“一遵辙轨”,不便改动《表》的内容,于是就在与表有关的传中加以说明,如卷三三《韩王信传》提到其后裔韩说,“以校尉击匈奴,封龙頟侯。后坐酎金失侯,复以待诏为横海将军,击破东越,封按道侯”。师古注曰:“《史记年表》并《卫青传》载韩说初封龙頟侯,后为按道侯,皆与此传同。而《汉书·功臣侯表》乃云龙頟侯名,按道侯名说,列为二人,与此不同,疑表误。”对令人困惑的表,颜师古则予以说明,决不妄加己意。如卷十五上《王子侯表》序结尾有注:“侯所食邑,皆书其郡县于下。其有不书者,史失之也。或但言某人嗣及直书薨,不具年月,皆阙文也。”这显然是对此表的批评,这批评符合事实,有助于读者了解原文,与“攻击本文”有本质区别。至于那些在流传中出现的讹误,颜师古也多是指出错误,阐明理由,而不轻易改动。如卷四三《朱建传》“建乃求见孝惠幸臣闳籍孺”,下注曰:“《佞幸传》云高祖时则有籍孺,孝惠有闳孺,斯则二人皆名为孺,而姓各别。今此云闳籍孺,误剩籍字,后人所妄加耳。”颜师古这样做意在“归其真正”,而按照颜之推“不妄下雌黄”原则不予改动,可以避免新的“以意刊改”,不仅保持了《汉书》原貌,而且为以后的校勘树立了典范。
颜师古作《汉书注》,参酌二十家注释,对前人注释的甄别采取了不同做法。对于“汎说非当,芜辞竞逐,苟出异端,徒为烦冗,祗秽篇籍,盖无取焉”。而“凡旧注是者,则无间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隐”。如卷五一《邹阳传》“有白头如新”,其下只有孟康注:“初相识至白头不相知。”而颜师古不置一辞。但不是所有注都能如此简单地全取、全舍,有的注“指趣略举,结约未伸”,颜师古则“衍而通之,使皆备悉”。如卷五七下《司马相如传》“罔若淑而不昌,畴逆失而能存?”下引应劭注:“罔,无也。若,顺也。淑,善也。畴,谁也。”此注把难解的词都分别解释了,但对此句的意思仍不甚了了,于是颜师古注曰:“言行顺善者无不昌大,为逆失者谁能久存也。”这样此句的内在含义就很清楚了。还有的注则“诡文僻见,越理乱真”,这样的注本可不采,但是它们已经造成不好的影响,为了正确地理解《汉书》原文,对这些错误的注释,必须“匡而矫之,以祛惑蔽”。如卷七《昭帝纪》“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下引文颖注:“贾谊作《保傅传》,在《礼大戴记》。言能通读之也。”晋灼注:“帝自谓通《保傅传》,未能有所明也。”臣瓒曰:“帝自谓虽通举此四书,皆未能有所明,此帝之谦也。”师古则曰:“晋、瓒之说皆非也。帝自言虽通《保傅传》,而《孝经》、《论语》、《尚书》犹未能明也。”
语言大家
《匡谬正俗》是颜师古另一部重要著作,全书分8 卷,一百八十二条,前四卷五十五条,主要论诸经训诂音释,后四卷一百二十七条,则博及诸书,以论诸书字义、字音与俗语相承之异为主。《匡谬正俗》是一部未完稿,结构亦不完备,但就其具体条目而言,则引征丰富,论述中肯,尤其是颜师古能指出某些解释的谬误是因音读的差别造成的,从而推出同音假借之说,更有价值。故《四库全书总目》称他“与沈重之音《毛诗》,同开后来叶音之说”。
《匡谬正俗》主要探求造成解释谬误与读音的关系,而这关系往往有古今之别、雅俗之异。我国南北方语言本来就有很大差别,加之南北朝时南北长期隔绝,难以交流,造成不少读音、字义的不同。对此,颜之推已有所察觉,在《颜氏家训》的《书证》、《音辞》两篇中有所论述,并表示出寻求异音相承关系的意向。颜师古从此得到启发,把字音与字义的解释自觉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使很多难以理解的字义迎刃而解,这不仅使颜之推寻求异音间相承关系的意向付诸实践,而且创后世叶音之说,为注释又开新径。
《论语》、《尚书》、《史记》作为《匡谬正俗》的条目并不辨正某些词语的解释,而是涉及书的思想、某一体例的运用及流传中的一些情况。如《史记》条追溯《太史公自叙》与《尚书序》的相承关系,以及后人对《太史公自叙》和《汉书叙传》的曲解等等。这类以书名为题的条目虽为数不多,却反映出颜师古对具体词汇的解释是建筑在对全书的统观认识的基础之上的,而《汉书注》也是如此。
颜师古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名物、制度、习俗有了改变,与其相应的词汇也不可避免地随之变化,或是损益、或是消亡、或是与原意相反,而这类词汇变化的来龙去脉,是解释词汇时必须说明的。如卷五解“郎署”:“《冯唐传》云,‘文帝辇过郎署,见冯唐而问之’。郎者,当时宿卫之官,非谓趣衣小吏;署者,部署之所,犹言曹局,今之司农、太府诸署是也。今之学者不晓其意,但呼令史、府史为郎署。自作解释云,郎吏行署文书者,故曰郎署。至乃摛翰属文,咸作此意,失之远矣。”唐代学者不明郎署自汉至唐,内涵已有损益,以唐郎署解汉郎署当然不免失之远矣。
颜师古《匡谬正俗》纠正不少音读、注释的错误,内容非常丰富。从这里可以看到,文献典籍在流传中因口传、笔抄出现不少错误,而这些错误随着时间的延续,已被当做正确的东西流传。颜师古撰《匡谬正俗》正是为防止谬误继续蔓延,贻误后人。颜师古纠正典籍音读、注释的错误,不是简单地标其正误,而是征引大量资料,阐明其产生谬误的前因后果,这样不仅使其结论有充分的说服力,而且客观上保存了很多宝贵资料。颜师古从诸多谬误原因中,总结出一条教训:“《传》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苟不明练,岂宜臆说,以误将来。”此可谓整理古代文献的千古不易箴言,值得遵循。
文学贡献
颜师古工书,然书迹无传,有人认为颜师古所撰的《等慈寺塔记铭》亦为其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