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道昭(?～516)北朝魏诗人、书法家。字僖伯。荥阳开封（今属河南）人。北魏大臣郑羲幼子。孝文帝时，官至通直散骑常侍。太和十九年(495)随孝文帝南征,在悬瓠君臣联句作歌，传为佳话。宣武帝初，迁秘书监，因从弟郑思和事株连，出为光州刺史，转青州刺史。后复入为秘书监。死后追赠镇北将军、

相州刺史，谥文恭。

郑道昭出身荥阳世家。按北魏的门第制度，荥阳郑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太原李氏、赵郡王氏是山东汉世族中为首的五姓。因此，郑道昭也是个出身于名门望族，世代簪缨的人物。他生在中国南北分立和动乱的时代，长于大江以北的中原地区。这时中原地区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主，各民族的文化发生了融合变化。仅就文字和书法艺术方面来讲，这时候的文字从篆隶字体转向楷书字体。北朝的楷书字体受少数民族的影响，在钟太傅完型的楷书字体上出现了繁体和简体，创造了许许多多的偏傍揉杂的新字，形成了许多后世所称谓的“六朝别字”。在书法艺术上虽然保存和沿续了篆、隶的笔法，但在古茂朴质之中增添了粗犷、豪放的气息，发展了显明的出方入圆的笔法。这时期的南朝的文字和书法艺术，虽同样地是承袭汉魏两晋以来的传统，但由于地域的不同，在文字方面很少出现“别字”。书法方面宗法卫夫人(茂漪)和二王(羲之和献之)的体系，以流便婉丽为主。形成了北朝书法雄强，宜于碑志榜额；南朝隽逸，宜于书帖函读的迥然有别的两种风格。这是在时代共性中出现的地域差异，也是地域共性反映的自然规律。在我们探讨郑道昭书法艺术时，就可看出他的地域性是很明显的。郑文公碑的笔画有方也有圆，或以侧得妍，或以正取势，混合篆势、分韵、草情在一体，刚劲姿媚于一身，堪称不朽。另外南方瘗鹤铭和此碑的风格相似，而且同是摩崖书，刻于江苏丹徒之焦山上，但可惜后来因为石崩碎裂，已无法再见全貌。

在北朝文学开始兴起之际，郑道昭是较有成就的诗人之一。其诗长于写景，略具清拔之气，风格与南朝的谢灵运和鲍照相近，跟其他北朝诗人模仿齐梁不同。如《与道俗□人出莱城东南九里登云峰山论经书》的"双阙承汉开,绝□虹萦□;涧□禽朝迷,窦狭鸟过亟",《登云峰山观海岛》的"山游悦遥赏，观沧眺白沙"，笔力劲健，较有气势。他的文章，两篇是章表,无甚特色,仅《天柱山铭》尚有文采。《魏书·郑羲附道昭传》说他"好为诗赋，凡数十篇"，但

今仅存诗4首，文3篇。辑入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和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郑道昭喜欢修身养性，炼气化丹，曾于延昌元年（512年）在莱州大基山依车、西、南、北、中虚设"青烟寺"、"白云堂"、"宋阳台"、"玄灵宫"、"中明坛"等炼气之处，并刻字志之，还做了一首《置仙坛诗》题刻于壁。从此，莱州云峰山、大基山光彩大增，名扬四海。熠熠生辉的石刻，使海内外游人墨客向往。

他书刻于青、光二州山崖的众多题刻，总称“云峰刻石”（包括掖县的云峰山、太基山，平度县的天柱山，益都县玲珑山）。清嘉庆、道光间山东云峰山、天柱山等处，发现郑道昭所书40多处，成为北魏书法艺术的三大宝库之一。其中以《郑文公上碑》、《郑文公下碑》、《论经书诗》、《观海童诗》等摩崖刻石最为著名。从郑道昭的这些书法艺术代表作来赏析，他的书艺风格特点是，下笔多用正锋（偶用侧锋），大起大落；起落转折，处处着实；间用侧锋取势，忽而峻发平铺，既有锋芒外耀，尤多筋骨内含。妙在方圆并用，不方不圆，亦方亦圆。或体方而用圆，或用方而体圆。故能给人以结体宽博，笔力雄强的感受。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把郑道昭云峰刻石42种列于“妙品”上。称“云峰山刻石，体高气逸，密致而通理。”

郑道昭“少而好学，综览群言”，以诗赋著名于当世，常常与皇帝对座饮酒赋诗，颇得皇帝赏识。早年在朝廷做官，当过国子祭酒（教育部长），多次上书北魏孝文帝，请求“招集英儒，广开学校”。后出任地方官，任青州刺史、平东将军，他为政宽厚，不任威刑，为吏民所爱。同时，郑道昭对书法艺术和文字研究也很有造诣。郑道

照留在世上的40余处碑刻，在山东主要集中在青州、平度、莱州等地。在青州有3处，都在玲珑山，山顶有两处，山下有一处。

山顶的两处，一处叫《白云堂题名》，全文是“荥阳郑道昭白云堂中解易老也”13个字，刻在山前通天洞内的西壁上，字径4厘米，笔墨遒劲有力，古朴浑穆；另一处在山顶祠宇东北门侧，称《北峰山题名》，据志书记载，原有“荥阳郑道昭解衣冠处”9个字，可惜年代久远，风雨浸蚀，祠宇毁坏，现在已经找不到了，现仅有碑上半部的拓片传世，极为珍贵。山下的一处在北麓山谷内，称《白驹谷题名》，最大，也最为知名。巨大石壁上刻有“中岳先生荥阳郑道昭游槃之山谷也”、“此白驹谷”共19个大字，字径一尺见方，整个题名结构宽博，笔意苍老。《白驹谷题名》不仅是郑道昭40余处碑刻之最，也堪称1500年前中国榜书之最。

郑道昭所处的南北朝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变化的年代，文字和书法也在这个时期逐渐地由汉隶向楷书演变，并且在演变过程中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魏碑”体。郑道昭留在世上的40多处碑铭，玲珑山上就有3处，山顶2处，山下1处。山顶的两处，一曰《白云堂题名》，一曰《北峰山题名》。《白云堂题名》全文是“荧阳郑道昭白云堂中解易老也”13字，刻在山前通天洞内的西壁，苍劲朴茂。《北峰山题名》全文9字：“荧阳郑道昭解衣冠处”。据志书载，它在“山巅祠宇东北门侧”。山下的一处最为著名，那就是镌刻在北峰溜内一块巨大石壁上的《白驹谷题名》。

《白驹谷题名》是郑道昭最后一次游玲珑山时留下的。当时，他在青州刺史任上，接到朝廷的命令，要他回京都洛阳再次担任秘书监（秘书省长官，管理图书著作等事）。已是晚年的郑道昭对自己待过一些时间的地方颇有些留恋。启程之前，他再一次来到玲珑山，饱览那里的风光，告别那里的“仙山琼阁”。晚上借宿“逄公祠”，应祠中住持道人之求，挥毫泼墨，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白驹谷题刻。

任何伟大的艺术也都不会离开当时的时代和地域的影响，更不会没有继承就产生新的创造。在我们探讨郑道昭的书法艺术时，有必要看看他对传统的继承，看看有哪些前辈书法家对他起着影响，以及在同时代同地域的书法风

格对他的影响，才容易评价他自己在书法艺术上有什么发展。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民族大融合的时代，不论民族血缘，社会结构还是文化生活各个方面，都在起着变化和发展，这就是总的时代性。它同以前的战国时代和秦汉之际，有着相似的骤变状态，一切事物都在急剧的更新。现在只谈谈关于汉族文字的书法艺术。北朝的书法艺术是继承东汉末期的篆隶和三国两晋时期的锺繇、卫罐这个体系的楷书而发展起来的。

东汉末期大书法家蔡邕，善篆隶。熹平中兴奏定六经文字，亲书凿碑立于太学门外，后世称谓“鸿都石经”。他的书法“骨气洞达，爽爽有神”。杜度，善草书，时称“神妙”。杜度的弟子崔瑗和张芝，能继师钵。崔瑗“出体甚浓”而“点画之间，莫不调畅”。与杜书“微瘦”有别，故时称之为“草贤”。张芝书“精熟神妙”，更过杜度。他又创今草，“劲骨丰肌”，“字皆一笔而成”，看了有“凭虚欲仙”之感，故时称“草圣”。据说张芝家里人著的衣服素缣，都先经过他书写然后上染，他每次“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同时期的颖川人刘德升，以行书擅名。他的行书“风流婉约，独步当时”，后人称他为“行书之祖”。

三国时期的钟繇，仕魏官至太傅，人称钟太傅。先从刘德升学书法，为其入室弟子。后又师法曹喜、蔡邕，故兼善各体，集众所长，尤精于隶、楷和行书。梁袁昂在《书评》中称道：“锤繇书意气密丽，若飞鸿戏海，舞鹤游天，行间茂密，实亦难过。”唐张怀罐称锺繇“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敌，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锺繇在书法史上的功绩，不仅使楷体笔法完备起来，而且对汉字的定型有很大贡献。锺繇的行书对王羲之的影响很大。与钟繇同时的胡昭，也是刘德升的弟子，与锤繇齐名：善行草书，有“胡肥锺瘦”的世评。东吴有皇象，师法杜度，最工章草。笔势沈着痛快，纵横自然。魏之韦涎，诸书并善，尤精题署。袁昂评他的书法是“龙威虎振，剑拔弩张”。以上诸家是对我国北方书法有较大影响的。他如卫茂漪、王羲

之等人，他们是对我国南方书法有大影响的(这里从略)。由于南北两派的风格有别，擅长亦自不同。如北方书法家均长于碑榜、志铭，书体古茂密实，豪迈浑穆；南方书法家善于…书札函读，书体流便婉丽，潇散飘逸。如春兰秋菊，是各有千秋的。虽在同一时期，由于地域的不同而出现了地域性的差别，形成了后人称谓的“南帖北碑”。

此外，再从敦煌发现的十六国、北朝的写经中，还可印证北方的书法风格。我们从西晋永嘉二年(公元308年)所写的《波罗经》真迹中，可以看到晋人的书法，还非常显著地受到汉代木简字体的影响，结体端庄，笔法古茂。到了十六国时期，如前秦甘露元年(公元359年)所写的《譬喻经》，西凉李嵩建初七年(公元4U年)所写的《妙法莲华经》，北凉沮渠氏承平十五年(公元457年)所写的《佛说菩萨藏经》这些真迹，还是继承并发展了汉魏这一系统的风格。它们大都微参隶法，结体古茂朴厚。

北朝的写经真迹，是在十六国的书法基础上有所发展的。这时的楷书参以隶法的成分日益淡薄，而笔法却参用篆籀，结体就在茂密之中，又宕以逸气。如北魏正始二年(公元505年)所写的《大般涅盘经》，永平三年(公元510年)所写的《大智度论》，延昌元年(公元513年)所写的《摩诃衍经》、《华严经》等，大都是结体庄茂，笔力骏放，达到了高度艺术水平的书法作品。

从碑刻和传记里只能看到郑道昭好为诗赋，长于吏治的描述，就是没有提到他工于书法。在上面举出的山东汉世

族里为首五姓中，就有见于传记的名书法家。如西晋末年有范阳的卢谌，清河的崔悦。卢师法钟太傅，崔师卫罐，又都学索靖的草书，皆成为当代的名书法家，而且家学递传，代有传人。卢谌传子偃，偃传子邈，邈传子玄，玄传子度世，度世传子伯源。崔悦传子潜，潜传子宏，宏传子浩。故北魏初年工书者，称崔卢二门。由于北朝书法受到崔、卢两家的影响、也就是说北方书法还是在钟繇和卫瓘的书法体系内发展的。崔卢两家虽以书法名世，但作品传世罕见；荥阳郑氏以经济起家以文章名世，故道昭父子之善书不见于传记。由此看来，似为政名所掩。如《魏书，郑道昭传》及《郑文公之碑》中都没提到他会书法的事。传载“道昭好为诗赋，凡数十篇，其在二州，政务宽厚，不任威刑，为吏民所爱”。及碑云：“季子道昭，博学明镌，才冠秘颖，研图注篆……”为此，中国书法史就淹没了郑道昭的大名，幸而有云峰诸山摩崖刻石的存在，使我们今天还能够看到他那精湛的书法艺术。

北方书法名家都长于榜书，如魏之韦诞，诸书并差，尤善题署。他的书法有“龙威虎振夕剑拔弩张”之势，这种书风一直传留下来。列了周齐之际，赵文深的书法名极一时：“文深少学楷隶……雅有钟王之则，笔势可观。当时碑榜，唯文深及冀隽而已……至于碑榜，王褒亦每推先之……世宗令至江陵书《景福寺碑》，江南人士亦以为工。”由此可见，北朝的书法艺术是以碑榜题署见长的。以上所举二人，韦诞在前，赵文深在后，北朝书法主流

未更。郑道昭生于韦氏之后，赵氏之先，他们的书法体系自当并入其间。再从云峰诸山刻石来看，郑氏书法的结体庄严朴茂，浑实古厚而又潇疏飘逸。在用笔方面是雄强有力，出方入圆，篆、隶笔法兼收并使。是在锺繇、卫璀的楷书体系方面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应当说郑道昭的书法艺术是北朝书法体系中的一个典型。因为他是上承自东汉末期到三国两晋以来，各大书法家的集大成者。与蔡邕、韦诞、锺繇、卫罐诸人是血脉相通，源渊有自的。

其生性闲适散逸，喜游山水，好为诗赋，尤工书法。在光州各地题刻甚多，计有莱州城南云峰山摩崖石刻大小20处，城东大基山15处，天柱山（今属平度市）8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汉字由汉隶向楷书发展变化时期，郑道昭融百家之长于一体，刻意创新，笔力圆劲苍健，结构严谨，运笔娴熟自然。其代表作为“郑文公上碑”和“郑文公下碑”。此二碑刻于天柱、云峰二山，碑文颂扬其父才智功德，被誉为“隶楷之极”。清代包世臣《艺舟双楫》赞为“文苑奇珍”，康有为则称其“体高气逸，密致而通理，如仰人啸树，海客泛槎，令人想象不尽”。祝嘉先生把郑道昭与王羲之并列为“北方书圣”，刘海粟则赞其为“一代文宗”。

郑道昭喜欢修身养性，炼气化丹。曾于延昌元年（512）在大基山依东、西、南、北、中虚设“青烟寺”、“白云堂”、“朱阳台”、“玄灵宫”、“中明坛”等炼气之处，并刻字志之，还作诗一首《置仙坛诗》题刻于壁。后任青州刺史兼平东将军，复为秘书兼加平南将军。熙平元年（516）卒，谥号文恭。

按现在存世的摩崖刻石与郑氏书法最为接肩并躯相似的有《石门铭》与《瘗鹤铭》。康有为称：“北碑中若《郑文公》之神韵……《石门铭》之疏逸。”又说：“高美则有《郑道昭碑》；”“爱精丽之碑，莫若《郑文公》、《石门铭》……以其为隶楷之极则也。”又说：“《石门铭》飞逸奇浑，分行疏宕，翩翩欲仙，源出《石门颂》、《孔宙》等碑。皆夏殷旧国，亦与中郎分疆者，非元常所能牢笼也。《六十人造像》、《郑道昭》、《瘗鹤铭》乃其法乳，后世寡能传之。”我认为康氏此论确属至确。评价郑道昭的书法艺术要从他继承的传统来看他的发展成就。正如李瑞清在他写的《书跋》中说：“不知篆隶而高谈北碑，妄也。所以我们研究郑道昭的书法艺术，要从他的笔法源流和字体间架结构，篇幅的分章布白上去认识，才会评论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