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俨书法

胡俨

胡俨，明代著名教育家兼文学家，著有《颐庵集》30卷。

简介

胡俨(136l—1443)，字若思，号颐庵，南昌人。出身于元末世儒之家。父胡鼎，善治《春秋》。母徐氏，亦知书，曾口诵《孝经》、《论语》教子。

胡俨自幼笃学好古，天文、地理、律历、医卜等诸子百家之书，无不遍览，更兼天资聪颖，读书作文，思若泉涌，乡里许多有名望的贤达长老纷纷折辈份与他结交。明洪武二十年，胡俨考中举人，授华亭(今甘肃平凉地区)教谕，从此走上仕途，历任知县、翰林院检讨、侍讲、左庶子、国子监祭酒等职。洪熙改元，因病退休，加太子宾客致仕，仍兼祭酒。宣宗即位，辞归南昌，在离家十里的城南灌城乡悬榻里觅得废官舍一栋，稍加修葺，淡泊静养，终其一生。

胡俨博学多才，是教育家兼文学家。“在朝称馆阁宿儒，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重修《太祖实录》、《永乐大典》、《天下图志》，胡俨皆充总裁官。据《明史•艺文志》载，著有《颐庵集》30卷。流传至今的仅有《颐庵文选》2卷。其中包括诗、词、辞、赋、序、记、墓志、碑铭等各种文体。诗风颇近江西诗派，词旨高迈，寄托深远。文章则气格高老，律度谨严。

生平

胡俨入仕后，从政时间较短，除知桐城县4年，任翰林院检讨与解缙等名儒同直文渊阁参与机务1年多之外，大部分时间从教。他的教育生涯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从事县学教学(30-39岁)。他初任华亭教谕，便能“以师道自任”，注意自己的文章和道德
修养。母亲于洪武癸酉年(公元1393年)去世，丧服解除后胡俨改任长垣(今河南省内)教谕，为奉养亲老，他又申请就近教学，获准，因而改任余干教谕，开明代学官许乞便地就养亲老之端，使学官能“忠孝两全”，无后顾之忧。三任教谕，无疑为他出任祭酒、管理国学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第二，“久居国学”(44—65岁)。清人认为：胡俨“以憨直为同僚所不容，故久于国学，未能悉究其用”④。此说能否成立，姑且不论。然而，胡俨正是以其“久于国学”的业绩确立了一代儒师的地位。他于永乐二年始拜国子监祭酒，负责国子生的训导政令。当时法度严峻，国子生托事告归者坐戍边。胡俨上任伊始，便奏请皇上废除了这一使学子斯文扫地、“天理”难全的苛法，表现出儒师的胆识和对国子生人才的爱护。史称其“久居国学二十余年，以身率教，动有师法”，可见他对国学的作用、贡献是不小的。第三，家居为师(66—83岁)。他66岁“辞归，家居20年，方岳重臣咸待以师礼”。他甘处淡泊，节俭守要；且常常应人之求，题记作序，撰碑立传，以其威望和特有的方式方法，教育后生晚辈，影响时人学子，促进办学和教化事业，可以说是“静”亦有师法。如《送赵季通调北京国子司业序》、《弋阳县重修儒学记》、《重修新建县儒学记》、《重建白鹿洞书院记》等一些文章都是此时所作。

胡俨如此注重“师道”，讲究“师法”，这是由他的师道观所决定的，同时也与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地位有关。明初，朱元璋父子为巩固其封建统治，一方面大兴学校，以培养和网罗天下人才；另一方面又大力提倡理学，以规范和箝制人们的思想行为，这样势必对学官提出更高的要求。胡俨作为一个由儒士登上儒师地位的人，自然要对皇上感恩图报，以振立师道为己任。所谓“师道”，首先当指“为师之道”，即师者用以要求、影响、督导士子的标准、法则。在胡俨看来，北宋学者胡瑷是振立师道的先驱、榜样，他以法度检束士子，士子最初很不适应，久乃化服；明代要达到教化的目的，一个学官要有所作为，成就教化事业，也必须振立师道，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他在《送赵季通调北京国子司业序》中指出：“故君子所为，不求近效，当要其成。要其成，古有其道。古人道亦日：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强调师法的尊严，主张师者对于学子的严格督导和教训，认识到一个“严师”的艰难。所以他三任教谕，能“以师道自任”；久居国学，亦能“表率学者”、“师范天下”；辞归家居，又能不断保持和完善一代“儒师”的自我形象。其次，所谓“师道”，也是就“师”与“道”两者的关系而言。胡俨从古人的遗训中，也从教学的实践中，认识到师的重要作用，师以传道，师以明道，师严然后道尊，然而“道”的教后道行，离开了师的主观努力，实则只是一句空话。所以，他希望赵季通鉴往察今，明“道”振“文”，真正履行一个学官的职责：“鉴前代之所失，体皇上之至意，遵太祖之成宪，与其君子日从事于诗书礼乐，讲明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振起乎斯文，以淑诸人，以行诸世，庶上不负君命，下有以慰士子之心。”由此可见，胡俨所要振立的师“道”，既是为师之道，也是为臣之道，为人之道，归根结底，也就是圣贤孔子之道。同朝大学士胡广评论胡俨说：“盖其履师儒之位，表率学者，必以明经讲道为务，而不为虚言，要其归一本于道德而已矣。”可谓一语中的。

在教育目的上，胡俨主张：“明体适用”、“学以致道”。“体”，是指封建道德的准则，“用”则是指准则的应用。北宋教育家胡瑷曾提出“明体达用”的口号；胡俨将“达”字换为“适”字，意思也许差不多，但似乎更为强调准则的实践和应用。他认为：“措之躬行，见之实用，可谓善学者矣。”他在为一些官员倡修儒学或书院的题记中，除了赞扬有司的善政之外，无一例外的是强调教育的目的、功效。譬如，他在《弋阳县重修儒学记》中说：“语日：‘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学宫之修，复固有司之善政，学者从事于斯，岂徒尚夫宫室之美观也哉!藏焉修焉，一志虑之，专以戒夫游惰之失。胥靠胥训，味圣贤之言，以求夫义理之奥。磨硥切磋，深造自得，乃有以开明其心志，而义精仁熟则于应事接物之际皆得其宜……此明体适用之学。诸君子笃志不倦，必获其效。”认为学校教育就是要使学子努力去探求品味圣贤之言的义理奥秘，开导启发他们的思想志趣，做到义精仁熟，这样应事接物才能适宜得体。又，新建县儒学的前身是宗濂书院，几经兴废迁易，重修之后，胡俨为之作记。他借题发挥，勉励士子致力于周敦颐的学说，“故学舍虽有迁易而道则无古今，今求其道者图书俱在，图衍《太极》书，体夫诚而天地万物之理无所不该，推之于用，则修齐治平，自身而家而国而天下，亦举而措之耳。”明确地提出了学习的目的就是要获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他还认为，教育的根本宗旨就是要通过教师及教学设施的建立，造就和培养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他说：“然必有教之之师，养之之具，拔隽髦而造就，乐菁莪而长育，俾之知明诚之两进，与敬义而偕立，志伊尹之志，学颜子之学，庶不负先贤立教之本旨也。”另外，胡俨特别重视小学。小学，即字书之学，它本来是古代教育的一种基础教学，但胡俨把它作为明理、致道、成德行、立人极的重要途径之一。他在任国子监祭酒时，就常对别人说：“字书之学，虽日小学，然通知古今，该贯物理，亦岂易言哉。”

明朝东林党成员

东林党是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公元1604年，顾宪成等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三吴士绅”、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时人称之为东林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