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

简牍是古代书写有文字的竹片或木片。其中竹制的叫竹简或简称简，木制的叫木牍或简称牍，合称简牍（由于竹简的数量较多，有时也通称作“简”，其实是包含了木牍在内的意义。）

简牍是在纸普及之前用来记载的载体。现在发现的简牍的年代主要是戰國、秦漢、三國，最晚至西晋。简牍可以用线绳或牛皮绳编连起来成书。

简牍是中国古代以经过整治的竹 、 木为记录载体的文献。“简”是用竹、木削成的长条；“牍”是用木间或用竹剖成的板片。上面的文字是用毛笔书写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已有“册”字，故有学者认为殷商时期已利用简为书写材料。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简是战国初期的。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可知，简牍文献流行于先秦，两汉时期最盛，直到东晋末年才被已发明四五百年的纸质文献所取代，作为主要的文献形式在中国使用的时间长达千余年。
　　

简牍实际是几种东西的总称，指的是竹简、木简、竹牍和木牍。

战国以后广泛使用的书写材料。单个的竹片叫“简”（或称牒），单个的木片叫版，1 尺长的长方形版叫牍，也叫尺牍。比较狭的版也叫木简。又小又薄的版叫“札”。将“简”编连而成的整体叫“策”或“编”，将版牍捆在一起的叫函。

制作竹简要先用火烤去汁液，以防虫蛀。烤制过程称为“杀青”或“汗青”。后来汗青成了史册的代称。从西汉起视用途不同而对简的长度作了一些规定，如最大的简长 24 寸（汉尺），是抄写易经等重要著作的，即中国古代说的“典”。河南汲县、甘肃武威出土的《仪礼》等著作便是 24 寸长的简。皇帝封诸侯王的简长 2 尺，一般的著作用 1 尺长的简。考古发掘出土的汉简多长 23～27 厘米。

制版多用柳树、杨树等比较软的木材。在通常情况下，著书立说，传抄经书典籍用竹简，因此简册成为书籍的代称，版牍多用于公文、信札之类。一般只在简的一面写文字，而且只写一行，1 枚简多的写有 100 多字，少的仅有几个字。

编连简的绳子叫“编”，多用麻绳，也有用丝的称丝编，熟牛皮绳的叫韦编。依简的长短，编捆的道数也不同，一般编上、下两道，也有上、中、下三道，个别长简还有用五道的。存放编连成策的简，往往以最后一枚竹简为轴心，将有字的一面向里，卷成捆状，把首简卷在最外面（现在书籍封面上印书名即由此演变而来），然后放在用布帛做的套子里，这种包书的套称“帙”，也叫“书衣”。因此后来“卷帙”也泛指书籍。简牍上的字大多用墨书写，也有用朱笔书写的。新中国成立前后，多次有简牍出土，最早的是战国时期的，如 1965 年湖北江陵出土有楚简，内容似为论述《祭仪》，从已出土的简牍看，内容十分丰富，有经书、子书、历谱、公文、律令、帐簿、遗策等。东晋末年由于纸的推广使用，简牍逐渐被代替。

简牍形态各异,文献记载名称亦多。较重要的有简、牍、觚3种。

由竹或木加工而成，通常是削成长条形，将写字的一面磨光；竹质的还要在火上炙干，这道工序叫做" 汗青"或叫" 杀青"，目的是使其易于着墨和防蠹。简的宽度一般为0.5～1厘米,厚数毫米,长度根据需要而定，在汉代有3尺、2.4尺、1.2尺、0.8尺(以上均汉尺)等。汉代似有定制：儒家经典和政府颁发的律令用长简，诸子百家著作用短简。各时代所用简的尺寸不尽相同。每枚简上书写一行字。也有少数简加宽约一倍，书写两行，径称为"两行"。很多枚简用麻绳或丝绳编连起来，叫做"册"。一般编2～5道，也有个别编1 道的，通常视简的长度而定,大多数是先编后写。简册这种形制(或称简册制度)到汉代已臻于完善。例如编连以后,书写时除少数的以外，大多上下都留有少许空白，犹如纸质文献的天头地脚。简册的最前面的两枚一般是空白简，叫首简或赘简，这是后世书籍扉页的起源。有的简册在每段文字之前有小题，末简有尾题和总计本篇字数，有的在每枚简末或简背上都标有"页码"。还有的简册以扁方框、圆点、圆圈、三角形等符号标明篇、章、句的所在位置。简册的存放方式，是以最末一简为轴心，将有字的一面向里卷起来。为了不打开即知该卷内容，在首简背面从右到左题有篇名和篇次。现已发现的秦代简册,有的却以第一枚简为轴心，故篇名题在末简的简背上。

 多为木质，与简不同之处是加宽好几倍，有的宽到6厘米左右,个别的达15厘米以上,呈长方形,故又叫做"方"或"版"。牍多用来书写契约、 医方、 历谱、过所(通行证)、书信等。书信多用1尺(汉尺)的牍,所以人们常将书信称为"尺牍"。皇帝诏书用尺一牍 (汉尺1.1尺)。牍也用来画地图，这是后世称一国疆域为"版图"的由来。牍同时也用来书写一部书内所包含的篇名，这或许就是后世一书中目次的起源。更多的牍是用作书写随葬品的名目(清单),称为"赗方"(如写在简册上则叫"遣策")。

用木头削成多面的棱形， 可多至七、 八个面。一般都较长，有的长至80多厘米，容字较多，常用来抄写《急就篇》、《苍颉篇》等字书(见字典)，也可用作记事、打草稿或练字。居延、敦煌出土较多。

从已出土的简牍来看，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文书类，一类是著作类。

 20世纪40年代以前出土的简牍文献，除了孔子旧宅的壁中书和西晋时发现的汲冢书以外，大都属于此类。在战国时期的楚墓出土的竹、木简，几乎都是随葬品的清单(遣策)。云梦秦简,大部分是法律文书,由于中国唐代以前的法典，除了古籍中引用的一些条文外全部亡佚,所以这批秦简是研究秦代法律仅有的资料。居延、敦煌等地出土了皇帝的诏书、中央政府和各级组织下发的一些文书 (如通缉令、边境备警的通知、烽火信号的规定、任免官吏的公文等)。 破城子遗址出土了一些向上级递呈的公文(如《燧长病书牒》)和同级组织之间的往来文书(如《塞上烽火品约》)等等。

内容相中国古代以经过整治的竹、木为记录载体的文献。“简”是用竹、木削成的长条；“牍”是用木间或用竹剖成的板片。上面的文字是用毛笔书写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已有"册"字，故有学者认为殷商时期已利用简为书写材料。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简是战国初期的。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可知，简牍文献流行于先秦，两汉时期最盛，直到东晋末年才被已发明四五百年的纸质文献所取代，作为主要的文献形式在中国使用的时间长达千余年。 

竹简，一种将文字、图像或其他各种特定的符号写绘于事先加工过的竹片上的书籍形式。其加工过程简单说是将青竹筒蒸煮过，一说要用火烤，让其“发汗”脱水，称之为“杀青”，防止以后变形，不易被虫蛀，且便于书写。因此也称竹简为“汗青”，引申为书册、史籍。杀青后可打孔后将线穿过竹简连缀成册，也可不打孔，直接绑竹简。杀青后还要刮削竹简，使竹简表面平整，这样有利于书写。

参见：出土简帛列表

20世纪以来，考古界人士发掘出许多简牍，如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与传世文献相比，出土的简牍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西汉至宋代，简牍出土约八九次。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起：一是汉武帝时鲁恭王在孔子旧宅发现《尚书》、《礼记》、《论语》等数十篇用战国时的文字书写的简册，即所谓"壁中书"，从而引起了长达两千年的经学今、古文学派之争；二是晋武帝太康二年(281) 汲郡一个名叫不准的人盗掘战国魏襄王(一说安釐王)墓时，发现有竹简数十车，这些竹简被整理成16种古书共75篇，这就是所谓“汲冢书”。它们除了极小部分现仍传世外，几乎都散佚了。

19世纪末至20 世纪初，瑞典、英、日、俄等国以“探险队”的名义在中国边疆和境内进行盗掘，在楼兰、敦煌、酒泉等处发现很多汉晋简牍，这些实物至今仍流散在英国、印度、瑞典、苏联等国。

1930～1931年间中国学术协会与瑞典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甘肃额济纳旗居延地区发掘出1 万余枚汉代简牍,这是居延汉简的第一次发现,同时也是在这时期以前出土最多的一次，实物现藏于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至80年代末，完全由中国考古学家独立进行的科学发掘，有几十次。出土实物都用科学方法保存，大部分已整理出版。比较重要的发现有：

1951年长沙五里牌406号战国墓，出土竹简38枚， 这是楚简的首次发现。

1959年甘肃磨嘴子6号东汉墓出土竹、木简504枚，其中有《仪礼》469枚，这是在所发现的简牍中现存第一部较完整的古书实物，在此以前发现的简牍大多属于文书、遣策，只有极少一部分古书，实物都荡然无存。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1号墓出土竹简4942枚，2 号墓出土32枚，都是先秦古籍与古佚书，这是考古发掘中第一次出土这样多的古籍 (称银雀山汉简)。

同年,甘肃武威旱滩坡一座东汉初期墓出土木简92枚，是前所未有的医书。

1972～1976年原出土居延汉简的遗址又发掘19637 枚简牍(称为居延汉简)，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是空前的(见彩图)。

1973 年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大批简牍,共有《论语》等8种珍贵古籍。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1155枚竹简，这是自发现简牍以来第一次出土的秦简 (称云梦秦简)。

1977年在湖北隋县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竹简200余枚,这是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简。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 1号汉墓出土《苍颉篇》、《诗经》等10多种珍贵古籍。

1979年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 115号汉墓出土约400枚木简，其中有《孙子兵法》佚文。

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3座汉墓中发现西汉早期木简千余枚,其中有《汉律》等汉代法律古籍。

2010年8月6日，工作人员清理出又一片简牍。

长沙市五一广场地铁2号线施工工地发现大量东汉简牍的新闻，震惊了海内外考古学界，各路学者纷至沓来，希望参与研究和考证简牍的价值和意义。专家表示，将采用最利于文物保护的“整体切割法”抢救性发掘这批东汉简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