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亮吉这位著名的清代学者1799年因上书直言朝政之弊端，言辞激烈，不避锋芒，刺到了嘉庆皇帝的痛处；“人才至今日消磨殆尽矣。数十年来，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由所遭者，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以定衣钵相承牢结而不可解……士大夫渐不顾廉耻，……”。为此言语，差点丢了脑袋。幸“恩旨从宽，免死，改发伊犁，交将军保宁严加管束。”
这对洪亮吉无异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可洪亮吉却能坦然处之，一笑置之。“半生纵踪未曾闲，五岳游完鬓乍斑。却出长城万余里，东西南北尽天山。”《出关作》他一路歌风岭雪，觅史寻踪，赞西域山水之奇丽，记边塞风情之异观。观察之深，描绘之细，确有舆地学者之眼光，又有诗人才子之文采。也许，他当初写这些诗时并未曾想到传世，然而，却给后人了解西陲风物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
对于流放犯，诗是双刃利剑。洪亮吉曾特意提到：(流放伊犁途中)至保定，甫知有廷寄与伊犁将军，有“不许作诗，不许饮酒”之谕。是以自国门及嘉峪关，凡四匝日，不敢涉笔。及出关后，独行千里，不见一人，径天山，涉瀚海，闻见恢奇，为平生所未有，遂偶一举笔，然要皆描摹山水，绝不敢及余事也。
看来嘉庆帝相当了解这个才子。“不许作诗，不许饮酒”出自皇帝之口，真是意味深长。而创设伊犁流放地的乾隆帝早在20年前就责令伊犁将军，对遣犯严加管束，“倘赡恂情面，任其置产娶妻，则伊等反得晏然安处，与无罪何异?至其遣发日久，不得归籍，或妄作诗词，编选诽言，或不安本分生事，及潜行逃走者，一面奏闻，一面正法，不得稍事姑容！
次年二月，洪亮吉越过千山万水，抵达流放都会惠远。
惠远，所居之房是有名的鬼屋。前居屋主在“环碧轩”遇鬼，又加上贬谪丢官后心情不舒，终死在自己的失落中。而洪亮吉在此居住百日，却从未见鬼，实乃超脱于世，不为个人之失落而恼也。他寄情山水，赏花观鱼，饮酒做诗，将伊犁所见所闻详录于日记诗文中，这决不是一时游戏之作，而是继续他一生所从事的著述之业，以传世人。
他写伊犁山水：“看山不厌马蹄遥，笠影都从云外飘。一道惊流直如箭，东西二十七飞桥。”
他吟伊犁风雨：“毕竟谁驱涧底龙，高低行雨忽无纵踪。危崖飞起千年石，压到南山合抱松。”
他咏伊犁街巷：“日日冲泥扫落苔，一条春巷八门开。外台自有萧闲法，携具方家说饼来。”
他赞伊犁花果：“古庙东西辟广场，雪消齐露粉红墙。风光谷雨尤奇丽，苹果花开雀舌香。”

纵观洪亮吉的伊犁杂诗，决不仅仅是应酬抒怀之作，而是有意识地用诗的形式记下伊犁的山光水色、风土民情。这是跟他后来追述伊犁百日行的《天山客话》一脉相承的。他的《伊犁日记》对他来伊途中所见之物作了详细的记载，而《天山客话》则详细记载了伊犁的山川、物产、风貌等。这些都为后来研究西北地区的史地学者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新疆图志》就引用了他的不少条述。后世史地学者对洪亮吉评价甚高。
洪亮吉戍伊百日之后，即被“皇恩大赦”。当他离开惠远城时，“下马步出城，百步屡驻脚。“长刀短后衣，未忍即抛却。”他为失落而来，却满载西域奇珍而归，在自己生命价值的天平上加了一个重重的砝码。

洪亮吉精于史地和声韵、训诂之学，善写诗及骈体文。洪亮吉的《北江诗话》，论诗强调“性情”、“气格”，认为诗要“另具手眼，自写性情”，赞赏杜牧的诗文能于韩、柳、元、白四家之外"别成一家"的独创精神；批评沈德潜诗学古人，“全师其貌，而先已遗神”(《北江诗话》卷四)；非议翁方纲诗“如博士解经，苦无心得”（同前卷一）。这些都是可取的。此外评论古代及当时诗人，亦多精到语。
洪亮吉一生好游名山大川，足迹遍及吴、 越、 楚、黔、秦、晋、齐、豫等地，所以他的山水诗特多，有不少佳构。谪戍伊犁期间写的《安西道中》、《天山歌》、《行至头台雪益甚》、《伊犁记事诗四十二首》等，写塞外风光，尤具特色。诗笔于质直明畅中有奇峭之致。他的骈体文高古遒迈，“每一篇出，世争传之”（袁枚《卷施阁文乙集序》），如《出关与毕侍郎笺》、《游天台山记》、《戒子书》等都较著名。

主要著作

《卷施阁诗文集》、《附鲒轩诗集》、《更生斋诗文集》、《北江诗话》及《春秋左传诂》。 

作品欣赏

                     七律•洪亮吉伊犁篇　　 
  谪出长城不许诗，
一看瀚海放歌奇。
伊犁河谷行舟赏，
塞外风情醉笔痴。
头枕天山明月睡，
神游冰岭雪鸡嬉。
纵横篆隶闻西域，
戍百归乡驻足辞。
                                  伊犁记事诗
芒种才过雪不霁，
伊犁河外草初肥。
生驹步步行难稳，
恐有蛇从鼻观飞。

注：清代诗人洪亮吉在《天山歌》中写道：“天山之石绿如玉，雪与石光皆染绿。半空石堕冰忽开，对面居然落飞瀑，青松岗头鼠陆梁，一一竟欲餐天光”，正是上图《天山》这种瑰丽景色的逼真写照。

洪亮吉的人口论

两百年前，清代以治经史文学闻名的洪亮吉曾写过一篇叫《治平篇》的人口论。在当时人们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尚麻木的时代，他却敏锐地洞见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在清代前期，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和绝对量都远远超过了前代。据估计，顺治八年至十八年（公元1651—1661年）人口不过一亿左右，到乾隆五十年至五十六年（公元1785—1791年）却猛增至三亿。同一时期，耕地虽然有所扩大，但远远低于人口的增长，平均每人占有耕地从原来的五亩多，下降为两亩多。洪亮吉针对当时人口增长大大超过耕地和一般生活资料增长的情况，首先认为，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而田地、房屋“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治平篇》）在几十年到一百多年中，人口会增加五倍、十倍、二十倍，田地与房屋仅增加一倍、三倍、五倍，尽管没有什么科学根据，但他的这一看法，除与五年后马尔萨斯的人口按等比数列增加、生活资料按等差数列增加的观点很相类似外，与马尔萨斯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口规律看成是超社会、超历史、超地域的自然规律有着根本不同。

洪亮吉认为，人口的增长既然远远超过了田地与房屋的增长，就不但使得“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治平篇》），“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还产生了“终岁勤动，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和为非作歹之徒，生“攘夺之患”（《生计篇》）的严重情况，这里洪亮吉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固然认识不到造成当时人民贫困和社会动乱不安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的剥削制度，但他既敏锐地看到了人口增长太快、生活资料增长太慢，会影响封建社会秩序的安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又看到了土地的大肆兼并，对这一矛盾的加剧。“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冰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治平篇》）比起马尔萨斯故意掩盖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是劳动人民失业、贫穷、困苦以及战争的根源的真象，又有很大不同。

                                                   读洪亮吉《治平篇》杂想
 
                                                                                                                                         滕威
 
洪亮吉是清初所谓“乾嘉盛世”时期的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他以地理学、训诂、音韵学等著称，犹以骈文著名。《治平篇》是他在嘉兴三年因“力陈内外弊政”而遭贬官后的作品，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是一篇非常精辟的“调查与研究”，就文章中所涉及的问题仔细思考，对我们当代人也有颇多启发。
杂想之一，“大灾大难”的应对问题。所谓“治平”，就是在某一时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政权稳定、经济发展。在洪亮吉看来，治平天下，致使人口锐减的因素是“水旱瘟疫，即天地调剂之法”，并直接导致人口减少“十之一、二”。读到这里，我对一九九八年百年不遇的洪水之灾记忆犹新，又联想到“非典”灾难，如果按照洪亮吉的“十之一、二”推算，短短五年间我们的国家将去掉五亿人口，心有余悸是第一反应，更多的是庆幸，庆幸我们所处时代，庆幸我们拥有坚强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中央领导集体带领我们度过难关。退回几百年前的“盛世”，也仅能依靠“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这只是一些灾后补救而己，而今天，我们应对灾难的态度是搏击，是抗争，我们仿佛又看到了汹涌波涛中的抗洪人墙，看到了白衣使者舍身忘己的嵬影，更能感受到党中央、国务院振臂一挥，旌旗十万的浩宏气势，大风大浪前方显人心向背，人民群众都深信紧跟党中央能够渡过一切艰难险阻，历经风雨彩虹更加灿烂。

杂想之二，我们的党和政府为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而“殚精竭虑”。“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乐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意思是人没有不喜欢做社会安定时候的百姓的，没有不喜欢做社会长久安定环境下百姓的，接下来作者话锋一转，说社会安定到一百年，可以说长久了，但如果说其中的家庭与人口“则视三十年前增五倍，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也就是说的人口对比三十年以前增5倍，对比60年前增10倍，……，我翻阅了相关的人口统计资料，康熙五十年（1711）的人口数字是2462万人，而到了乾隆三十九年（1774）达到了22102万人，六十余年间增长了十倍。
“治平既久人口必增”这一观点，我现在有点苟同了，现在的确是“治平之世”，所面临的正是人口增多的现实，那么怎样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呢？封建“盛世”的统治者们大凡采用“新辟疆土”、“减轻赋税”、“禁其浮靡”、“开仓放粮”等措施，这些都是被动的补偏救弊政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在探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新途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相继推出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企业改革、机构改革、税费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措施，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与此同时，对于人口问题也适时地提出了适当控制人口数量，切实提高人口素质，2005年又全部免除农业税，这些都极大地提高广大人民生活质量等积极措施。就以荣成市情况来看：建国之初，1956年全市农业人口56万，农民人均所得59元；1978年的农业人口为67万人（含桥头、泊于两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25元；而到了2003年乡村人口数为49万人，农民人均收入达到了5007元。数字最能说明问题，透过以上三组数字，可以清晰的显示出我市农民生活水平的变化轨迹，我们没有遵循《治平篇》的模式去发展。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中国发展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揭开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开辟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轰轰烈烈的展开，目的就是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进程，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任务。归根结底，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杂想之三，人口、资源、科技与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问题还是由人口增多引申而来的。在封建“盛世”，人口增多之后提高百姓生活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疆土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然而洪亮吉在《治平篇》又说，即使这样耕田“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可增三倍五掊，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可见拓疆迁居的方法是不能解决最根本的问题。这时我们不仅要思考一下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形势，那就是人口相对增多，资源绝对减少，不管是动物、植物、天上飞的、地上长的、海里游的┉归根结底是环境与资源每况愈下的现状。大家感触最深的是近海资源的枯竭，2003年荣成市海上捕捞总产值比2000年下降22％，近海捕捞产值下降51%；以渔业生产为主的农户1996年人均收入16320元，而到了去年锐降至6323元，过分地捕捞自然资源直接影响群众生活质量。现在又提倡大洋渔业，那么五十年后呢？这时我想到了袁隆平，中国著名的农学家，世界杂交水稻之父，以一粒杂交水稻种子，为世界增产粮食四千多亿公斤，政府奖励他500万人民币，在当时还颇多微词，但是更多的人说，他是伟大的，我说科学才真正伟大，我们利用科技在原来的土地上取得新成果，并且成倍增加，这就是生产力的作用，而且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现在大力倡导的名优水产品科技养殖，我个人认为这才是真正依托自然资源优势，发挥科技力量，达到增加效益的有效途径。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科学发展观，她是我们党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形成的新的执政理念，必将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产生积极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感想之四，调查研究古来有之，而且力度颇深。读了洪亮吉的《治平篇》，感触最深的就是他的调查思路、调查方法是如此清晰、精到。文章首先计算了一组数字：祖父时，有房十间，田一顷，自己一个人，娶妻后不过一共二人，生活宽裕，以一人生三子算，到儿子时八人，到孙子时家中就不少于二十人了，房子和耕田仍然是那么多，生活水平可想而知了。洪亮吉通过数字把治平之世百姓的生活水平如何表达的清清楚楚，而且使人完全相信，不管谁读了之后，忧虑之心一定油然而生，当权的统治者也要为之心动，这和我们今天统计调研开篇的“摆现状”是类同的，接下来是将分析原因，论述统治者所采取的措施是否有积极意义。也许是作者贬官之后无所顾忌的因素，他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统治者颁布政策对百姓生活质量所发挥的作用，评论是非常直接而尖锐的，我为作者的勇气所折服。
利用调查与研究，为决策层提供依据，看来是古往有之。统计工作对社会与经济各项事业的发展有着非常有利的认知条件，科学的统计数字是最客观、最公正的垫石，最能说明问题，通过她可以正确地反映我们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发展轨迹。作为一名统计工作者，不仅要善于观察统计数据的跌涨，更要透过表层数字，了解实际工作中涌现的积极或消极的因素，遵循实事求是的职业道德，及时加以分析与归纳，形成条理给予反馈，便于领导科学决策，这也是我们每个统计工作者新时期重要的职责。

对洪亮吉牛羊十万鞭驱至诗句的质疑

嘉庆初年洪亮吉贬谪伊犁，抵达后一百天便被召回。他才华横溢，短时间写了不少诗词文章，颇具史料价值，多为后人引用。其中引用频率最高的要数《伊犁纪事诗》中的第五首“谁跨明驼天半回，传呼布鲁特人来。牛羊十万鞭驱至，三日城西路不开”。原诗注有“布鲁特每年驱牛羊及哈拉明镜等物至惠远城互市”。也就是说吆赶着数量以十万计的牛羊进入惠远贸易集市，从而成为当时经济繁荣的力证。如《新疆简史》等多种书籍在讲到嘉庆年间伊犁贸易盛况时，引用的都是这首诗。
大家知道1755年和1758年乾隆两次在伊犁平定准噶尔叛乱，战役反复，准部六十多万人几乎死无孑遗，天山北路荒无人烟。正如乾隆1756年在《哀伊犁》诗中所写的“壮者食幼互暴残，马牛羊食以尽，野无黄独(按：泛指野兽)食无籼”。战役期间伊犁不但牛羊食尽，而且到了人吃人的程度，生产力破坏得如此严重，恢复起来自然相当困难。洪亮吉于1800年3月8日抵戍，6月22日离开，距平准战役结束四十二年。以当时的社会条件，四十年间从牛羊殆尽发展到三天之内互市十万牛羊之高商品率，我认为有些离谱，曾在1998年5月15日《伊犁日报》发表了“谈谈洪亮吉伊犁纪事诗”提出质疑和商榷。洪亮吉确实在那年三月份看到了牛羊十万自西而来路为之塞的壮观场面，可并非巴扎交易，也不是来参加那达慕，而是在博尔塔拉冬草场越冬后转场归来的牧群。伊犁西边几个县，冬季牧场草被积雪掩盖，无法牧放，牲畜年年长途跋涉，转移博尔塔拉越冬。据史料记载，博尔塔拉为伊犁将军府所设官牧场，从惠远经瞻德、小西沟、大西沟有一条由来已久的古牧道，至今每年都有四十多万头牲畜转场到博尔塔拉越冬，入冬前出发，第二年三月份返回。三月份洪亮吉正在伊犁，看到了远处归来的牧群，所以这首诗以“谁跨明驼天半回”开头，接着说“传呼布鲁特人来”，布鲁特本为准噶尔语对柯尔克孜族的称呼，在这里泛指少数民族牧民，当时对族际的区分远不像现在这样的严格。牛羊十万只是形容数量极多的概数，因为诗注中明确指出进城互市，那么这个概数就成为贸易市场交换量，这就要探讨一下当时惠远城的牲畜交换有没有过这么大的吞吐规模。我写原来那篇文章时没有掌握这方面资料，现在做些补充。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聚居的牧区那时基本上是单一游牧经济，必须同农区进行贸易，换取粮食、布匹以及日用品。根据《新疆简史》记载，清朝政府因驻军、屯田也很需要当地价格便宜的马匹和牲畜。为了保证军需民用，不允许商人商贩插手，实行垄断，伊犁将军府在惠远城郊设“贸易亭”，调运南疆布匹、内地绸缎进行独家交换。贸易亭归将军府驼马处管理，比洪亮吉抵戍早一年的福建流放官员杨廷理就被分派在驼马处效力。他在《劳生节略》一文中自叙：我“到伊犁派到驼马处章京上行走。向例每岁三月至九月，会营务处章京出城，坐八里外之贸易亭，督城守营守备，以红白布与哈萨克人交换马牛羊”。杨廷理与洪亮吉曾同时住伊犁惠远城内，洪在册房，杨在驼马处，他们经常往来，杨以所著《平台纪事》请洪点定。杨廷理在惠远写了大量诗词，其中有“赴贸易亭”“郊行”“郊行口占”多首，足以与洪亮吉纪事诗印证。在杨廷理笔下贸易亭十分冷清枯寂，“兀坐风尘里，炎天卓午时。野云行断续，巢燕影差池。译听夷人语，严防塞马羁。眼前流水意，相对亦相宜。”可以想象，一个筑满燕巢的贸易亭，两名章京，一员守备，一位译员，怎能在三日之内交换十万牛羊？即便收下来，又如何圈存？杨廷理诗中常讲终日枯坐“垂老无端寄月氏，终朝兀坐苦羁栖”。一心盼着早些回城写他的诗词文章。综上所述，洪亮吉所见的“鞭驱牛羊十万”，是转场返回的牲畜数目，是实际牧放的存栏头数，可以说明生产发展规模；而不是上市交易头数，难以说明商品化程度，也不能证实城乡经济交流的活跃，所以引用时应当慎重。至于洪亮吉诗中互市的说法，究竟他在惠远停留时间甚短，有些情况没来得及搞清楚，也不应苛求。

嘉庆皇帝与洪亮吉
洪亮吉身长，性格豪迈，喜欢议论时事。嘉庆三年（1798）大考翰林院詹事府各官，试《征邪教疏》。洪亮吉力陈内外弊政，达数千言之多，为当时一些人忌恨。不久因弟病故，洪亮吉请求回乡。第二年嘉庆帝亲政，大学士朱珪上书起用他，洪亮吉于是入京供职，修《高宗实录》。

四年八月，他上书成亲王永瑆，指出风俗日下，赏罚不明，言路不通，吏治不肃，希望嘉庆帝效法雍正帝的严明，康熙帝的宽仁，以转移风俗。文内有“视朝太晏”、“小人荧惑”之语，嘉庆帝读后大怒，开始处以斩首，后来改判仅免职，谪戍伊犁。第二年京师大旱，祈雨，不下。嘉庆帝决定“清狱囚，释久戍”以感动上天。洪亮吉戍边还没到期，嘉庆帝说：“处罚洪亮吉后，说话的人少了。即使有人讲话，昌陵石象生与牌楼讲的也不过是些常事罢了。关于君德、民痛的大问题就没人说了。岂不是我处罚了洪亮吉后人们就钳口不言了吗？听不到关于我过失的话，下情不达，危害就大了。洪亮吉说的的确能启发我，我常把他的批评铭诸座右。勤政远佞。现在我把洪亮吉写的公布出来，让大臣们知道我并不是饰非拒谏之主，而是可言之君。……”嘉庆帝即传谕伊犁将军，释放洪亮吉回籍。
下诏之后，天就下雨了。五年洪亮吉被放回，改号“更生居士”，著书立说，十四年卒于家。

洪亮吉与黄仲则是少年时代的同学和知交，俩人都出身贫寒、都曾在科场苦战，也都曾客幕依人。黄仲则虽有“乾嘉诗人第一之誊，但穷困潦例，怀才不遇，且终身布衣。洪亮吉与这样一个既无地位又无钱财的朋友相交18中丽始终不谕。乾隆四十二年，黄仲则客居北京，想把母亲妻儿也接到北京生活，洪亮吉帮他把田及三间屋卖了以后筹足路费，送到北京。三年以后，黄仲则经济窘迫，到了贫病交加的地步，又想让老母妻儿回常州，但是连打发回去的盘缠也没有。洪亮吉当时也是个“十有九人堪白眼”的穷书生，但是竟不顾自己的穷愁潦倒，东奔西波为黄仲则“营家室南归之资”。
后来，黄仲则于乾隆四十七年在贫病中容死山西解州．洪亮吉当时已是举人，照世俗眼光看，仕途有望，地位变了，也许势利起来．但是。他却借马疾驰，日走四驿，赶到解州，为死去的朋友抚七尺之棺，理身后之事，又“炎天走千里，素车白冯送君归’’把黄仲则购灵拖运回常州安葬．以后，黄仲则的遗稿整理，老母妻儿的安排、直至黄仲则子女的婚嫁，都由洪亮吉一手承办，与朋友相交，潦倒时能做到“交情为贫重’易，富贵时不至“一阔脸就变”难；一时意气为朋友“两肋插刀”易，天长日久，特别是“人去人情在”难．但是，洪亮吉却能做到贫贱富贵不移。

洪亮吉故居原在常州市区延陵东路西段的东狮子巷20号。洪亮吉因上书直言弊政而获罪，充军伊犁。百日后赦归故里，在常十年后去世。故居因旧城改建，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移建至附近东狮子巷20号，建洪亮吉纪念馆。纪念馆头进门厅，二进东边三尖为“风雪授经堂”，展出洪亮吉手迹资料，西边一间为其书房“更生斋”。后进辟为洪亮吉六世孙、现代著名戏剧家洪深纪念室，展出洪深生平事迹、著作、手迹、遗物等。
1987年12月26日，由常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2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文汇报》
 《北江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