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公鼎为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器物。清道光末年于陕西岐山出土的重器。毛公鼎通高近54厘米，重34.5公斤，大口圆腹，整个造型浑厚而凝重，饰纹也十分简洁有力、古雅朴素，标志着西周晚期，青铜器已经从浓重的神秘色彩中摆脱出来，淡化了宗教意识而增强了生活气息。铭文长达四百九十七字，为皇皇钜制，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其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奇逸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 ，结体方长，较散氏盘稍端整。李瑞清题跋鼎时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毛公鼎的高度和重量与其他殷商时期所挖掘到的巨大青铜器可说是天差地远，然而，毛公鼎上刻的铭文却是当今出土的七千多件铭文青铜器中最多的，有32行，499字，是西周青铜器之最，相当具有研究价值。

毛公鼎铭文是现存最长的铭文：完整的册命。全铭文辞精妙而完整，古奥艰深，是西周散文的代表作，例如文章的第一段：王若曰：“父歆，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劂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率怀不廷方亡不觐于文武耿光。唯天将集厥命，亦唯先正略又劂辟，属谨大命，肆皇天亡，临保我有周，丕巩先王配命，畏天疾威，司余小子弗，邦将曷吉？迹迹四方，大从丕静。呜呼！惧作小子溷湛于艰，永巩先王”。鼎铭记述周宣王诰诫。全文可分5段：①追述周代文武二王开国时，君臣相得，政治清平的盛况，接着用怆怀时事的语言，描述作鼎时时局并不宁靖。②宣王策命毛公治理邦家内外。③给予毛公以宣示王命的专权。策命中着重申明凡未经毛公同意之王命，毛公可预告臣工不予奉行。④为周王对作器者的告诫勉励之辞，着重诫勉他不要壅塞民意，不要鱼肉鳏寡。⑤为明确毛公的职权，赏毛公以秬鬯、命服、车马、兵器。毛公为表示感谢和称颂周天子的美德，作鼎以为纪念。铭文以“王若曰”开始，是史官代王宣命；后面的4段，每段则以“王曰：父”开始。鼎铭既回顾了时弊，又申明了宣王任毛公以重要官职，及其孜孜图治的决心，对研究西周晚期的政治历史很有参考价值。

鼎为中国古代炊食器。中国鼎文化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早在7000多年前就出现了陶制的鼎。而其真正的发展最高峰则出现在商朝和西周时期，尤其是商代以鼎为代表的祭祀用容器的制作，盛行于商周时期，延续到汉代。在奴隶制鼎盛时代，被用作“别上下，明贵贱”，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又载“铸九鼎，像九州”。又有成语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等。青铜鼎的前身是原始社会的陶鼎，本来是日用的饮食容器，后来发展成祭祀天帝和祖先的“神器”，并被笼罩上一层神秘而威严的色彩。在古代,鼎是贵族身份的代表。典籍载有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的用鼎制度。此外，鼎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左传》有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鼎大多为三足圆形，但也有四足的方鼎。

西周铜器可分为早、中、晚3期。早期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晚期所出为代表，年代上限相当于成汤时期，器物较少，器形有爵、戈、刀、镞、锥、锛、凿等。礼器种类单调，胎质薄，铸造粗，无花纹，无铭文，但有的铜牌饰以绿松石镶嵌出纹饰，有较高的工艺。中期以郑州商代遗址和黄陂盘龙城遗址所出为代表，年代大致在仲丁至盘庚迁殷以前。铜器所出较多，其中礼器种类有鼎、鬲、簋、觚、爵、卣、盘等，比早期大大增加，而胎质一般仍较薄，只有单线条的花纹带。但其中也有象郑州发现的高达1米的方鼎那样需要相当高铸造成水平的大型器物。晚期以安阳殷墟所出为代表，年代从盘庚迁殷至商末。此时铜器发展到极盛阶段，数量很多，年代也较可靠。这个阶段的中期最富自己的特点，以妇好墓所出铜器为代表，有很多新的器类，器形也更丰富多姿，礼器一般都较厚重，花纹繁缛，并开始出现铭文。

按用途来分，铜器有礼器、食器、兵器、工具、车马器等几大类，其中以礼器为重。礼器又分为食器）鼎、鬲、簋、觥、瓿、方彝等），水器（盘）等。不同的发展阶段，器形和花纹都有明显差异。如礼器在早期只发现爵、两种，爵多为束腰、平底、短足、无柱、无纹饰；在中期爵则没有明显束腰，三足也较长，铜礼器普遍有饕殄纹或圆圈纹等带状纹饰；在晚期，出现有妇好墓出土的三连、偶方彝等稀世罕见的器物，还有尊四羊尊虎食人形卣等鸟兽形铜器，器体厚重、纹饰复杂，有雷纹、龙纹、蟑纹、鸟纹、蚕纹、龟纹等多种，往往布满全器，有地纹、主体纹之分。都具有很高的美术价值。其他铜器中，乐器有铙和鼓；兵器有戈、矛、刀、镞、盔和弓形器等；工具有斧、锛、凿、铲、锥等；车马器有、辖套、踵、轭、等。另在妇好墓发现有圆形、背面带半环形钮的铜镜。

西周铜器主要有铜、锡和铅等金属成分，时期不同、器类不同这三者所占比例也不同。早期铜占以上，有的锡仅占有%，中期锡、铅比例分别为5-8%、1-6%，有所增加，晚期则以铅替锡的趋势更明显。妇好墓时代以后的铜器上开始出现铭文，少则几个字，大多是族徽图像、人名或父祖名，多则三、四十字，内容大抵是因赏作器，还有征伐、祭祀等内容。毛公鼎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

毛公鼎于清朝道光年间在陕西岐山周原出土，据贺世明考证是清道光年间（1851年），自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来的，有古董商人闻名而来，以白银300两购得，但运鼎之际，被另一村民董治官所阻，买卖没有做成。古董商以重金行贿知县，董治国被逮下狱，以私藏国宝治罪。此鼎最后运到县府，被古董商人悄悄运走，张燕昌之子张石瓠曾巧见此鼎。后毛公鼎辗转落入西安古董商苏亿年之手。咸丰二年（1852年，北京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祺又从苏亿年之手购得，并赏给苏亿年1000两，此鼎深藏于密室，鲜为人知。陈介祺病故后，1912年其后人卖出此鼎，归两江总督端方所有，端方被派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被革命军所杀。端方之后人因家道中落，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俄国人开办的华俄道盛银行。英国记者辛浦森出美金5万元向端家购买，端家嫌钱太少，不肯割爱。当时有爱国人士极力呼吁保护国宝，毛公鼎辗转至当时担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得大收藏家、后来国学馆馆长叶恭绰手中，存入大陆银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叶恭绰避走香港，毛公鼎未能带走，藏在了上海的寓所里。由于叶恭绰是用假名买走得毛公鼎，让日本人无法查知它得下落。叶恭绰嘱咐其侄叶公超：美国人和日本人两次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把毛公鼎托付给你，不得变卖，不得典质，更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毛公鼎几经易手，甚至差点被日本军方夺走，所幸叶公超拼死保护，是不承认知道宝鼎下落。叶恭绰为救侄子，制造了一只假鼎上交日军。叶公超被释放后，于1941年夏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不久，香港被日军攻占，叶家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辗转返回上海。后来因生活困顿，将毛公鼎典押给银行，由巨贾陈永仁出资赎出，毛公鼎才不至于流浪他乡。1946年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献给政府，隔年由上海运至南京，收藏于中央博物馆。

1948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大量南京故宫博物院珍贵文物南迁至台北，毛公鼎亦在其中。现在毛公鼎收藏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周王这样说：“父瘖啊！伟大英明的文王和武王，皇天很满意他们的德行，让我们周国匹配他，我们衷心地接受了皇天的伟大命令。循抚怀柔了那些不来朝聘的方国，他们没有不在文王、武王的光辉润泽之中的。这样，老天爷就收回了殷的命令而给了我们周国。这也是先辈大臣们辅助他们的主君，勤恳奉天大命的结果。所以皇天不懈，监护着我们周国，大大巩固了降给先王的匹配命令。但是严肃的上天突然发出威怒，嗣后的我虽没来得及领略天威，却知道对国家是不吉利的。扰扰四方，很不安宁。唉！我真害怕沉溺在艰难之中，永远给先王带来忧惧。”周王说：“父瘖啊！我严正地遵守先王的命令，命令你治理我们国家和我们家族的里里外外，操心大大小小的政事。屏卫我的王位，协调上下关系，考绩四方官吏，始终不使我的王位动摇。这需要发挥你的智慧。我并不是那么平庸而昏聩的，你也不能怠忽苟安，虔诚地时刻地惠助于我，维护我们国家大大小小的谋划，不要闭口不说话。经常告诉我先王的美德，以便我能符合天意，继续勉力保持大命，使四方诸国康强安定，使我不造成先王的担忧！”

周王说：“父瘖啊！这些众官出入从事，对外发布政令，制定各种徭役赋税，不管错对，都说是我的英明。这是可以造成亡国的！从今以后，出入或颁布命令，没有事先报告你，也不是你叫他们颁布的，就不能对外胡乱发布政令！”周王说：“父瘖啊！现在我重申先王的命令，命令你做一方的政治楷模，光大我们的国家和家族。不要荒怠政事，不要壅塞庶民，不要让官吏中饱私囊，不要欺负鳏公寡妇。好好教导你的僚属，不能酗酒。你不能从你的职位上坠落下来，时刻勉力啊！恭恭敬敬地记住守业不易的遗训。你不能不以先王所树立的典型为表率，你不要让你的君主陷入困难境地！”周王说：“父瘖啊！我已对这些卿事僚、太史僚说过，叫他们归你管束。还命令你兼管公族和三有司、小子、师氏、虎臣，以及我的一切官吏。你率领你的族属捍卫我。取资三十寽，赐你香酒一坛、裸祭用的圭瓒宝器、红色蔽膝加青色横带、玉环、玉笏、金车、有纹饰的蔽较、红皮制成的鞃和艱、虎纹车盖绛色里子、轭头、蒙饰车厢前面栏杆的画缚、铜车辔、错纹衡饰、金踵、金秜、金蕈蓆、鱼皮箭袋、四匹马、镳和络、金马冠、金缨索、红旗二杆。赐你这些器物，以便你用来岁祭和征伐。”毛公瘖为了报答天子的辉煌美德，因而铸造了一个宝鼎子子孙孙永远宝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