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大均(1630～1696)   明末清初诗人。初名绍隆，字翁山，又字介子。番禺（今属广东）人。16岁时补南海县生员。次年(1646)清军陷广州，又次年，18岁的屈大均参加其师陈邦彦以及陈子壮、张家玉等的反清斗争，同年失败。后至肇庆，向南明永历帝呈《中兴六大典书》，不久因父病危急归。清顺治七年(1650)，清兵再围广州，屈大均为避祸，于番禺县雷峰海云寺削发为僧，法名今种，字一灵，又字骚余。名其所居为"死庵"，以示誓不为清廷所用之意。顺治十三年(1656)，开始北游，入会稽至南京谒明孝陵，又到北京，寻崇祯帝死所哭拜。又东出山海关，周览辽东、辽西形胜，留意山川险阻，志图恢复。他凭吊袁崇焕督师故垒,赋《出塞》及《塞上曲》。返回关内后,流连于齐鲁吴越间，在会稽与魏□共谋密策。顺治十六年，由魏□秘密写信导引郑成功与张煌言举兵攻入长江，克江南四府三州二十四县。后事败，魏□被铡。清廷知屈大均参与其谋，指名搜捕，于是避居桐庐。后又参加吴三桂反清部队，监军桂林，不久又察知吴有野心而无谋，事必无成，就辞去。康熙二十二年(1683)，郑成功的孙子克□降清，屈大均大失所望,即由南京携家归番禺,终不复出。

屈大均(1630—1696)汉族，明朝遗民，文学家。初名绍隆，字翁山，又字介子。广东番禺人。身处明末清初，尊重个人意志，称其为明遗民。16岁时补南海县生员。1646年清军陷广州，次年，18岁的屈大均参加其师陈邦彦以及陈子壮、张家玉等的反清斗争，同年失败。后至肇庆，向南明永历帝呈《中兴六大典书》，不久因父病危急归。

顺治七年(1650年)，清兵再围广州，屈大均为避祸，于番禺县雷峰海云寺削发为僧，法名今种。名其所居为“死庵”，以示誓不为清廷所用之意。顺治十三年(1656年)，开始北游，入会稽至南京谒明孝陵，又到北京，寻崇祯帝死所哭拜。又东出山海关，周览辽东、辽西形胜，留意山川险阻，志图恢复。返回关内后，流连于齐鲁吴越间，在会稽与魏□共谋密策。顺治十六年，由魏□秘密写信导引郑成功与张煌言举兵攻入长江，克江南四府三州二十四县。后事败，魏□被铡。清廷知屈大均参与其谋，指名搜捕，于是避居桐庐。后又参加吴三桂反清部队，监军桂林，不久又察知吴有野心而无谋，事必无成，就辞去。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郑成功的孙子郑克爽降清，屈大均大失所望，即由南京携家归番禺，终不复出。

古人对于改朝换代和亡天下区分的甚为清楚。明末战争，实为捍卫文明之战。屈大均投身其中，付出全力。虽因历经满清，名声如张煌言等许多真正的志士一样消沉不显，但永远令人敬佩。

屈大均一生跋涉山川，联络志士，冀求恢复中华。“六十六年之中……险阻艰难，备尝其苦”（《生圹自志》）。所以发而为诗，主要就是写这种经历和情怀。如：“故国江山徒梦寐，中华人物又销沉”（《壬戌清明作》）；“万里悲风随出塞，三年明月照思乡”（《紫荆关道中送客》）；“今天降丧乱,日月颠其行。……山鬼纷媚人，前驱从两狼。忠诚夙所主，九死吾何伤”（《咏怀》之十二）；“圣贤耻独善，所贵匡时艰。太阿苟不割，蛟龙将波澜。箧中有《阴符》，吾生焉得闲”（《别王二丈予安》）等，都慷慨激越，饱含着壮志未申的不尽情意。又如《过大梁作》、《塞上曲》、《寒上感怀》、《望云州》、《旧京感怀》、《早发大同作》、《鲁连台》、《咏怀》等，无不是他爱国忧国激情的表露。

屈大均在另一些诗如《扬州感旧》、《白门秋望》、《猛虎行》、《大同感叹》、《民谣》、《菜人哀》、《高州大水作》、《雷女织葛歌》等篇中，对南明政权的腐败表示痛心。他对清朝的苛政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对广大人民所受祸难疾苦表示深切的同情。屈大均诗的艺术特点是气魄雄放、笔力遒劲，富于瑰奇的想象，为“岭南三家”之冠。王瑛《岭南三大家诗序》评为：“如万壑奔涛，一泻千里、放而不息、流而不竭。其中多蛟龙神怪，非若平湖浅水，止有鱼鳖。”其文沉浸秦汉，简洁高古，品格不凡。词作不多，然如〔紫萸香慢〕《送雁》、〔长亭怨〕《与李天生冬夜宿雁门关作》等，亦不愧为“声情激越，喷薄而出”，“纵横排□”（叶恭绰《广箧中词》）之作。

屈大均位居“岭南三家”之首，人们对他在诗歌、散文方面的成就已是耳熟能详，但对他在书法上的造诣却鲜有所闻，其实他于草书方面的贡献在岭南书法史上也是具有在岭南文学史上同样的地位，只是长期以来藏在深闺人未识。屈大均（1630—1696年）为番禺人，因字翁山，人们习惯称屈翁山，是清初著名的学者和诗人，所著《翁山诗外》和《广东新语》在历史上影响甚大。书法只是他的余技，但却是独具风格。

因屈大均的著作在当时屡遭清朝当局的禁毁，所以收藏他的书迹，必将招致不测之祸。因而使得屈氏书迹传世非常少，远比同时的陈恭尹﹑梁佩兰要少得多，连广东鉴藏家吴荣光﹑叶梦龙﹑伍元蕙﹑潘仕成﹑叶应旸﹑潘正炜﹑孔广陶等人所刻的丛贴也没有选载（而对陈﹑梁作品则多有述及）。笔者编著的《广东传世书迹知见录》中录其书迹15件，主要为广东省博物馆藏草书《罗浮杂咏三首》、《罗浮杂咏四首》﹑行书《题秋林独酌图》﹑广州艺术博物院藏草书《写杜甫八阵图句》、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行书《寿周亮工诗》；另有行书《秋蝉》﹑《赠张子新婚》﹑《过余兄先生池亭赋赠》﹑《寄汪士鋐诗》、《七言诗二首》、《五言律诗》﹑草书《端州道中》﹑楷书《摄山秋夕》等分别归香港﹑台湾及大陆等地收藏家庋藏。虽然由于受到政治的迫害，屈大均的书迹并未受到公正的待遇和流传，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岭南书法史上成就卓著的名家。他擅长草书,兼善行书。他曾经在其七言诗《草书歌赠蓝公漪》里，他阐述了自己草书源流及对各朝草书名家之点评，为研究其书迹之艺术特色及其书学理论提供了极有价值之资料。在这首诗里，他指出自己的草书仍然系“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一路，并且进一步指出其风格“率意超旷我亦工，研精体势未知要”，虽然是自谦之词，但可看出其书法之意境。

纵观屈大均的传世书迹，可以看出其书由宋代苏东坡上追王羲之，特别善用健毫，腕平笔正，运到中锋，有一种独特的清刚之气，不是一般造诣者可以达到的。他自称“率意超旷”，这也是他的书法的主要特色。在明代后期，中国书坛充溢着一种尚丑和狂狷之美的浪漫思潮，屈大均的书法也无形中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草书《写杜甫八阵图句》便是这种审美倾向的反映。此书纵笔取势，恣肆洒脱，此书可看出能得“二王”之笔势，略显矜持。《罗浮杂咏三首》行草相间，虽系小品之属，气势较弱，但用笔老道﹑笔精墨妙，一种秀逸遒劲与优雅冲和之美，跃然纸上。

屈大均也有隶书行世。在现在广东肇庆的七星岩，刻有屈氏隶书“小千尺山爽”，书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该书胎息于汉碑，尤得之于《夏承碑》，与陈恭尹隶书相比，陈书圆舞飞动，接近八分书；屈书则端庄浑厚，多具汉韵。屈大均传世的十数件书法为我们了解其艺术风格提供了珍贵的蓝本。对屈大均书迹及其艺术特色的探讨无疑有助于全面认识作为诗人﹑学者﹑遗民的屈大均。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广东香山籍的李仙根所著《岭南书风》中有咏及屈大均诗一首，此诗可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理解屈大均及其书法艺术：“岭南独行多奇士，恣肆汪洋屈华夫。书在晚明真复古，钟张余烈入清娱。”

屈大均67岁去世，他的晚年以写作为主。主要著作有《广东新语》，这部书介绍广东本地的民俗民情及农作物等，是一部价值很高的散文集。其他著作有《翁山诗外》、《翁山文外》、《翁山易外》、《皇明四朝成仁录》。

他的许多诗文，带有明显的反清立场，满清将其书列为禁书，他的尸骨受到屠戮，还连累了两个孙子被清廷斩首！政治的暴行可以禁百姓之口，却禁不住百姓之心。屈大均的一生，受到清廷忌恨，却受到广大百姓的敬佩！他的反清义举，一直是文人们学习的榜样。

屈大均墓位于番禺区新造镇思贤村宝珠岗，占地面积平方米，有屈大均墓、八泉亭、思贤亭等纪念建筑物，均为纪念爱国诗人屈大均而建。墓域成梯形，前宽14.5米，后宽6.8米，边长9.8米。宝珠岗上有屈大均墓，屈大均墓位于墓域右中，高127厘米，内宽137厘米，左右墓手高83厘米。正中墓碑是青石刻字：“明屈翁山先生墓民国十八年己巳仲冬番禺县长陈樾题”。屈大均墓表，位于墓域后方偏右，高178厘米，宽180厘米，中间嵌“屈翁山先生墓碑”。碑文为邑人吴道容所撰并书。985年，广州市、番禺县人民政府特拨款修葺，并在墓前右侧建“思贤亭”一座，内刻屈大均像。思贤亭在墓侧，距八泉亭100多米，六柱六角，飞檐，盖以琉璃瓦，中有黄文宽撰写的石刻碑记，是1984年县人民政府建立的。位于思贤村尾的“八泉亭”，亦是民国18年（1929）建。亭为四方形，宽3.6米，高4.3米，斜顶，用水泥构制。亭中立一碑，高1.52米，宽1.03米，上刻屈翁山线描画像，像下刻有当年县长陈樾撰书的《八泉亭记》。墓域前宽巧、后宽7米，筑有防水墙，分二级平台。原墓不封不树，后筑为半圆球形。墓域内还有其父、母、子、媳墓。1985年重修时建“思贤亭”并树碑。广州市文扬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