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
陶澍[清代总督]
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订,安化县小淹乡人。嘉庆七年(1802年)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后升御史。曾先后调任山西、四川、福建、安徽等省布政使和巡抚,后官至两江总督加太子少保。陶澍为官期间,在除恶安民、抗灾救灾、兴修水利、整顿财政、治理漕运,倡办海运,革新盐政,整治治安,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上作出了较大贡献。且著文赋诗,造诣不浅,书画兼长,为后代留下了不少佳作,蓍有《印心石屋诗抄》、《靖节先生集》、《陶文毅公全集》传世。道光皇帝曾亲书“印心石屋”匾赐之。1839年6月病逝于南京。 

陶澍(1778-1838)清总督。清代经世派主要代表人物。湖南安化人。字子霖,号云汀。嘉庆进士。道光年间官至两江总督,兼江苏巡抚、两淮盐政,任内督办海运,剔除盐政积弊,兴修水利,设义仓以救荒年。病逝于两江督署,赠太子太保衔。谥文毅。著有《印心石屋诗集》、《輶蜀日记》等。

简介

(图)陶澍书对联陶澍书对联

陶澍(公元1778—1839年),字子霖,号云汀,一都小淹人,出生塾师之家。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进学,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中举,七年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十年授编修。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历任乡试、会试考官,监察御史、给事中等职。二十四年,授川东兵备道,次年即擢山西按察使。道光元年二月,陶澍进京,道光帝召见三次,钦交三案嘱办,是为受遇大用之始。三月抵山西任,即兼署布政使。九月,调福建按察使,未及任,改擢安徽布政使,三年正月升迁巡抚。道光五年,陶澍调任江苏巡抚,创海运,疏河运,漕政面貌顿改。道光十年,诏加陶澍太子少保,升迁两江总督。其时盐政凋蔽,于是专心益力,整顿盐务。为强兵御侮,陶澍于道光十二年奏陈《筹议海洋会哨章程》,督饬总兵关天培率水师去沿海侦查走私活动,将英国商船“阿美士德号”驱逐出境,史称“胡夏米事件”。十九年又提出严禁鸦片以制止白银外流,并发布稽查巡辑章程。禁令初行,便缴获大量烟土、烟具。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六月二日,陶澍病逝于督府,晋赠太子太保,谥“文毅”。

陶澍为政清廉,人称其“服官数十年,起居如寒素”。他注重教化,抚皖、吴时,倡修省、府、州、县志,以备文献掌故;捐献和重修二十余所书院,其中独资万银于江宁建惜阴书院。又为故乡安化捐学田及科举田百七十亩,以资穷乡士子。用人能尽其所长,平生举解拔大批人才,如魏源、林则徐、贺长龄兄弟、左宗棠、龚自珍、梁章钜等,皆一代名宦和学者。陶澍一生勤于政务,而手不释卷,著述甚多,大部分收入《陶文毅公全全集》。

(图)陶澍陵园陶澍陵园

陶澍从小才智过人,10岁时乡上油榨开业,拟请人写一幅大红对联志庆,连请几位秀才作联,主人都不满意,陶澍毛遂自荐,稍为思考一挥而就:榨响如雷,惊动满天星斗;油光似月,照亮万里乾坤。此联气势宏伟、珠联璧合,令乡亲刮目相看。

陶澍为官期间,在除恶安民、抗灾救灾、兴修水利、整顿财政、治理漕运,倡办海运,革新盐政,整治治安,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上作出了较大贡献。且著文赋诗,造诣不浅,书画兼长,为后代留下了不少佳作,蓍有《印心石屋诗抄》、《靖节先生集》、《陶文毅公全集》传世。在他为官过的地方,民间流传着不少故事,《陶澍私访南京》作为淮剧的传统保留剧目,百看不厌,常演不衰。

贡献

(图)总督漕运部院总督漕运部院

陶澍是鸦片战争前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核心和领袖。林则徐、贺长龄、姚莹等都是陶澍的下属,魏源、包世臣等是陶澍的幕僚,汤鹏、龚自珍、黄爵滋等则视陶澍为师友;陶澍的《蜀輶日记》是当时最重要的经世著作之一,探讨了六省关于水利、漕河、财政、盐务、治安、兵防等方面的问题,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改革派引为自豪的两大改革成果即海运与票盐,都是在陶澍的领导与主持下完成的。

陶澍所在的两江地区,是清朝财赋之区,漕粮、盐课居全国之首,又河湖港汊密布,是水利工程重点地区。陶澍在两江兴利除弊,推行改革,成就显著。后人将陶澍和历史上著名的理财家、改革家桓宽、刘晏相提并论。

爱民忧国,济人利物

陶澍,湖南省安化县人,生于边远农村,幼年时打过柴、放过牛、捕过鱼,粗茶淡饭,比较接近和了解广大人民生活与疾苦。因此,懂得“民心”、“民力”的重要,“民本”思想在陶澍的内心深处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并具体地表现于他对人民的重视、关心、同情、爱护、保护等诸多方面。他重视农业生产,教农民种植双季稻,兴修水利;关心人民生活,每遇灾荒,总是深入灾区积极赈济;同情人民的困苦,多次向朝廷反映人民的困难,申报减税缓赋;保护人民的安定生活,对欺压人民的官吏、恶棍,竭力惩处。他的许多诗歌,更形象地说明他的心中始终装着广大的老百姓。如:吃饭不忘耕夫,“常恐七尺身,远愧一囊粟。”喝茶不忘茶农,“谁知盘中芽,多有肩上血。”充分表达了他对广大老百姓的深切关怀。

陶澍在负责治水时处处想着民众,特别注意继承传统又不泥成说,敢于改革,勇于创新。如治理淮河时在两岸筑堤束水,提高洪泽湖水位,蓄以敌黄。在治理洪泽湖时,针对黄河倒灌造成洪泽湖淤积成灾的实情,疏通与洪泽湖相通各水,又抽水入湖,设法增加洪泽湖水量,从而使黄河之水难以倒灌入湖。在治理吴淞江的历史中,都是在入海处修建石闸,当海潮来时,关闭石闸,以防泥沙进入;待海潮退时,开启闸门,使江水畅通入海。陶澍经过实地考察,发现建闸有阻止大海泥沙进入吴淞江的作用,也有使海湖泥沙停于闸外、江水泥沙淤于闸内的害处,且害大于利。海潮有挟沙而来的本领,但退潮亦有挟沙而去的力量,且能稍带挟走江流冲下的泥沙;对比之下,退潮的作用更多、更有利。建闸费工、费力、费财,且有阻碍船只往来之害,不利交通。故陶澍改“建闸拦潮”为“撤闸通海”。在治理浏河、白茆河时,陶澍经过实地考察,决定将浏、白二河挑成不通海的清水长河。这是因为:浏、白二河“尾阎皆有堈身,外高于内,若必开通海口,恐潮汐倒漾,转易停淤,且口门皆有拦沙,挑浚倍为费力。即开通之后,涨沙恐复相连。今为农田起见,期于利灌溉而便疏消,则莫若挑成清水长河。不必求通海舶,既节目前之工费,且免日后之受淤。其为利益农田,似有把握。”这一创举受到魏源的高度赞赏。

陶澍的努力得到了广大人民的公认和回报。“回京复命,江南人至于攀辕洒,又于扬州之雨花庵设立长生禄位。”陶澍在安徽赈灾,灾区的百姓“流移、老疾、孩稚,皆有所养,殍殣者有所痤,民不知灾,芜湖绅士建旬宣康保之坊。”陶澍任川东道一年,政声大著,离开时,重庆阖郡父老随行相送,依依不舍,绅民作歌:“来何暮,去何速,何时再来蜀民福。”时陶澍乘官船沿长江东下,两岸“多情父老挈儿童”挥手流泪相送,蔚为壮观,面对此情此景,陶澍亦“几行热泪对西风”。当陶澍病逝,“讣音所至,寮吏军民莫不陨涕,两淮盐商感公德惠,醵金赙奠。”

勇于任事,敢负责任

(图)陶澍画像陶澍画像

陶澍自称“生性素锐,每以没世无称为惧。”遇事能“奋不顾身”,有始有终。陶澍非常钦佩历史上以天下为己任、奋发有为的英雄人物,尤其是张居正不顾阻力和反对,不避嫌怨,整肃吏治,起而改革,选贤汰庸,终于开有明一代新风。陶澍非常佩服张居正的勇气,称其为“旷古之奇才”。

陶澍为政,处处体现了勇往直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他巡视中城,仅十个月,处理各种案件八百多个;巡视南漕,半年内运输漕米五百余万,为嘉庆朝所仅有。在人人视为“难治”的川东,他快刀斩乱麻,接连解决了灾民闹事、私盐横行、诉讼积压的大问题。在“亏空大省”安徽,钱粮轇轕,曾五次清查,未有结果;他知难而上,“治丝理棼”,使三十多年的亏空糊涂案“豁然一清”。

有清一代,漕粮的河运与海运之争,基本上没有停止过,改革派积极创议海运,保守派则始终坚持河运。道光初年,海运与河运之争更加激烈。陶澍对海运进行了历史考察和全面的论述,强调了海运的可行性,消除了道光等人的疑虑,终为道光所接受。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陶澍将江苏漕粮160多万石分两次由上海启航,安全运抵天津,运费大省,米质优良,震惊朝野。海运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商人的支持。陶澍亲自出面,发布告示,组织了上千只沙船进行海运。上海的沙船帮,是一个带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船商集团。海运中,沙船商人都获得了高额利润,有的更得到了政治地位。同时,海运的成功,又促进了商业资本和商业活动的发展,促进了南北物资交流,并且有利于平抑物价。交通便利,物价下降,必然提高人民的购买力,有利于商业发展。

商业资本在海运中的发展,直接侵犯了一部分官商的利益,必然会遭到坚决的反对。陶澍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上层人物,却能突破阶级局限,支持海运、首创海运,依靠商人,促进商业活动。不仅表明他有过人的胆量,敢于与强大的守旧势力作斗争;而且更说明他有过人的见识,能不失时机地看到商人、商业资本的力量,并利用其为改革事业服务。陶澍的胆识确已超过同代人的视野,这也是陶澍能成为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核心的一个根本原因。

漕粮海运是对封建漕运官僚集团的严重打击。有清一代,漕运官僚集团一直把持漕运、垄断漕运,早已腐化堕落,成为社会的寄生虫。他们利用特权,大设“陋规”、“常例”,大肆勒索,贪污中饱。海运的实行,等于掐断了他们的财路,对腐朽的封建势力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同时,海运的实行,使广大农民群众不至于成年累月地忙于治河、运漕、护河、护粮等无休止的劳役;也免除了漕运官员、运弁、旗丁的勒索、侵扰。农民减少了负担,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

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陶澍兼任两淮盐政。第二年在淮北果断地废除纲盐制,改行票盐。明清以来,纲商世世相承,与盐政官员勾结,把盐业当做自己的世袭领地,不许他人染指。实行票盐后,打破了纲商对盐业的垄断,无论何人,只要照章纳税,均可领票运盐。同时,取消了一切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和陈规陋习,其中最重要的是食盐运输途中实行“改道不改捆”。即改变食盐的运输路线,尽量做到一水通达,中途不盘坝、不改捆。原来纲盐在运输途中,要反复改捆、过坝、换船、装车、查验,盐斤损失很大,以至“盐仅七成”。实行票盐后,运道便捷,人力、时间、费用都大大节省。

以票盐制代替纲盐制,是对封建官商垄断盐业的严重打击,故而经过了激烈的斗争。陶澍指出:“挂名总商者,率多坐食盐规之辈,名为盐商,而并不行盐,徒为盐务之蠹。”又说:“蠹商被革,干俸全裁,从前之每年坐食数千金、数百金者,俱多怨恨,吹楚多端。”纲商没有了特权,自然不甘心失败,他们和盐政贪官、以及从盐务中得到好处的官员勾结,向陶澍发动了猖狂的攻击。一方面,由与纲商利益相连的官员出面,如御史鲍有恒、周彦、许球先后弹劾陶澍。另方面,则对陶澍进行人身攻击,他们“相斗纸牌,绘一桃树,另绘一人为伐树状,以寓诅咒。”可见,当时的斗争是何等的激烈!陶澍对票盐的推行,非常坚定。一方面,对反对派官僚的攻击,陶澍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摆事实、讲道理,强调票盐有利而无害。并以盐销课裕的事实,争取了道光的坚定支持,使反对派的阴谋一一破产。另一方面,对垄断纲商,则革职废窝,取消特权,追缴欠课,抄没家产。原来富贵胜过王侯的垄断纲商,因票盐的实行而急速地衰落。

陶澍对盐政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使两淮盐场由“商疲、丁困、引积、课悬”的危困局面,转变为“盐销、课裕、商利、民便”的兴盛形势,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勤于政事,任劳任怨

(图)道光帝赐题“印心石屋”道光帝赐题“印心石屋”

陶澍为政的座右铭是:“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勤于政事,身体力行,任劳任怨,认真负责,是陶澍吏治的基本原则。任职吏部时,“案牍如鳞,亦以一手治之,未尝假之书吏。”在川东,他一反官场因循疲软的拖踏作风,雷厉风行,“有诉立讯,剖决如流”,所有诉讼积案,都得到妥当的处理。在安徽清理钱粮,“日夜栗栗,伏案勾稽,如老诸生目耕之不遑也。”任考官评阅试卷,每卷阅读三篇,才动笔写评语,作结论,不致使优卷落榜。陶澍位至封疆后,手下幕僚、书役成群,仍然坚持自已动手,事必躬亲。魏源称其“手不释卷,奏议下笔千言,无能代具草者。”“洪音环辩,上下古今,往复曲折,无不达之意。接见寮属,自辰至午,指麾区处,不遣钜细。”大小兴革,从决策到实施,均亲力亲行,井井有条,水到渠成。

陶澍勤政的一个显著特色,是重调查、重实履,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他强调只有深入调查实际情况,了解各方利弊,才能求得真理。为政一地,就要了解地方的山川、风土、人物、官师、学校、财赋,才能从实际出发,办好政事。四川总督蒋攸銛说,陶澍每到一地,对地方情形的了解,便透彻无遗;而别的人到一地,总需数月才熟悉地方情形。陶澍主持海运,“宵旦讨论,寝食筹度,徵之属吏,质之滨洋人士,诹之海客畸民,众难解驳,愈推愈审,万举万全。”只有全面周密地把各方面的情况调查清楚,才能制定政策,采取行动,海运的成功才有可能实现。

陶澍勤政的另一个显著特点,不仅勤于动口,调查了解情况;而且勤于动手、动腿,经常检查督促,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曾有人记载陶澍检查、验收吴淞江水利工程情况:“屏舆从,徒步视察,不受属吏欺,风霜劳淬弗恤。”亲自以水尺测量坝内外深浅宽窄,凡不符合规定的,予以严诘,立即返工。陶澍主持的水利工程,都经受了洪水的考验,发挥了长期的作用。当时,一般官员验收工程,多是“骑从如云,堤上拥八驹疾驰而去”,丝毫不顾工程质量。

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陶澍和林则徐经过认真的调查、考察,共同提出了以“自铸银币”为中心的改革货币的主张。这能抵制国外货币的侵掠、保障本国货币的稳定,解决当时最大的财政问题,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的出现和发展。

善于政事,有胆有识

魏源曾评价陶澍是“骋古今之学,剚繁剧之才”:“为翰林能诗,为御史能言,及备兵川东,摘伏发奸,又为能吏。” “能诗”,指文学才能;“能言”,指有胆有识;“能吏”,指行政能力。陶澍进入官场后,以能员著称,特别善于处理现实社会中的各种难题。

陶澍善于政事的行政才能,首先是其丰富的学识为之奠定了基础。陶澍自幼以神童著称,聪颖机敏,思维清细,长于记忆,善于理解。陶澍不仅认真学习了四书五经、子史文集等儒家经典和官方文集,而且博览了野史、笔记、方志、族谱、小说等杂书。进入官场后,又在翰林院、国史馆任职,多和文人、学者打交道,学识大进,知识面更加广泛。陶澍极爱学习,家中藏书极多,左宗堂在小淹时曾说:“吾在此最快意者,以第中藏书至富,因得饱读国朝宪章掌故有用之书。”左宗棠在晒书时,偶然发现沙漠寻水之法,后在西北作战时发挥了巨大作用。由此一例,说明陶澍藏书广泛、实用;也说明陶澍读书的广泛和知识的丰富。

陶澍善于政事的行政才能,其次是其丰富的经历为之奠定了基础。陶澍入仕后,任京官十年以上,接触了清王朝中央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考试、教育各个部门;外任时,又去过四川、山西、安徽、江苏以及路过许多省份。从所担任的职务来说,从中央部门的编修、御史、考官、给事中;到地方的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阅历的丰富,不仅积累了经验,特别增长了行政能力,既能在复杂情况下处理各种难题,又提高了综合全局的指挥决策能力。

陶澍善于政事的突出表现,在于能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抓住影响全局的关键问题,即他所说的“正本清源”、“提纲挈领”;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抓主要矛盾”、“牵牛鼻子”。魏源称其“生平所至兴革,务挈大纲,导大窾。”在盐政问题上,官盐滞销、私枭猖獗、盐课无着,陶澍抓住官盐成本太高这一影响全局的关键问题,强调解决的办法就是“减价敌私”,盐务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治理江苏水利,陶澍从全局出发,作了深刻的分析:“天下之水利,莫大于江南,太湖又江南水利之大者也。其泄而注海之道,曰吴淞、曰浏河、曰黄浦。而洞庭东西山支河别港,随地得名者,则有三十六浦。旱潦于是乎备,衣食于是乎生,财赋于是乎出。故江南水利,必先治太湖。治太湖,不惟治其下游之吴淞、浏河、黄浦而已,其支流河港,亦必次第治之,而后小水治,而大水益治。”江苏水利的治理,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次第兴修的。

陶澍善于政事的又一突出表现,是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知人善任,充分发挥下属官员的积极作用。封建官场,多用人唯亲,相互结党,又官官相护。皇帝也利用官员矛盾,驾驭群臣。如地方大吏总督、巡抚分别向皇帝负责,总是互相猜疑斗法,皇帝也利用其控制封疆大吏。陶澍胸无城府,待人表里如一。从京官开始,就团结了一群官僚,如宣南诗社,就是陶澍与同僚联络感情的一个团体。陶澍任巡抚时,与总督孙玉庭、琦善、蒋攸銛关系友好,并先后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任两江总督后,又能和三省巡抚卢坤、程祖洛、林则徐、陈銮、张师诚、邓廷桢、裕泰、钱宝琛等人团结合作。清代两江总督与河运总督因职责和地域的牵扯,一直矛盾颇多,相互指责。陶澍却和前后河运总督张井、麟庆和衷共济,相互支持,为有清一代少见的奇事。陶澍不仅能在错综复杂的封建官场应付自如,而且善于识人、用人。《清史稿》说:陶澍“在江南治河、治漕、治盐,并赖王风生、俞德渊、姚莹、黄冕诸人之力。”陶澍在政治上的成功,和他善于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有密切的关系。

同时,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基本上重本轻末;陶澍却重商、用商、便商、利商。海运的成功,商人之功非常显著。其他如盐政改革,将官督商运的运销方式,改为商人自由运销;兴治水利亦重视商人,治理白茆河即是官民合资,让商人参与水利建设;赈济灾荒也借助商人,运米灾区;此外,地方营建、振兴文教、建设沙洲等,都重视商人的作用,注意发挥商人的力量。

此外,陶澍为官,始终坚持一个“廉”字。他任两江总督后,两淮盐政衙门照例每年支付“赏需银”二万两,陶澍却不受馈赠,并明令裁革。陶澍兼任两淮盐政后,每年养廉五千两,陶澍又认为总督的养廉“已极优厚”,而将盐政养廉上缴国库。当时的官场,“廉者有所择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罗致。”陶澍不仅不“百方罗致”,也不“择而受之”;而且连兼职的工资和合法的收入也辞而不受。陶澍轻钱财、秉廉洁使他免受反对派弹劾攻诘,亦是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评价

(图)陶澍评传陶澍评传

清代两江总督林则徐曾作一联挽陶公,对陶澍作了这样的评价:

大度领江淮,宠辱胥忘,美谥终凭公论定;

前型重山斗,步趋靡及,遗章惭负替人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