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
1949年秋,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同年冬,受聘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58年,调离人民日报社,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思想文化战线工作;主编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 。1959年,兼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领导小组组长,出版《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1960年,兼任中共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邓拓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60年代初,邓拓应《北京晚报》之约,撰写《燕山夜话》专栏杂文。不久,与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前线》杂志撰写《三家村札记》杂文。“文化大革命”开始,被打成所谓“三家村集团”,身心受到极大摧残。1966年5月18日含冤去世。1979年2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文革遇难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的出笼对知识界、政界震动很大,首先冲击的当然是北京市委。也就是说北京市委必须对这篇文章有个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是转载还是不转载。
邓拓不同意转载,自然有他的道理。毛泽东提出来要批吴晗,彭真早就向市委打过招呼。但是,对于市委领导,包括彭真在内对批吴晗至少有这么三点心理障碍:一是吴晗为人正直,一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政治上是靠得住的;二是吴晗是明史专家、教授,但又是来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从学术的观点上批判吴晗可以,从政治上全盘否定吴晗不能接受;三是中央过去曾说过:郭沫若、范文澜、茅盾、翦伯赞、吴晗要保。现在公开点名,至少也应向中央文革五人领导小组或中宣部报批,姚文元的文章没有迹象说明是经过批准的。
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发表,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战略部署。因为拿吴晗开刀是指向“三家村”、指向北京市委和彭真的最好突破口。邓拓和吴晗都是《三家村札记》专栏作者,抓出吴晗,自然也就抓出邓拓。在江青、张春桥的日程表上,批判邓拓和批判吴晗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表上。
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发表,即1965年11月10日到1966年1 月5日邓拓被停止工作进行检查,通共只有55天,时间虽然短暂,但邓拓的所作所为,都是起到力图把制造十年动乱的序幕关上。不希望朝着疯狂的、无原则的政治批判方向发展。在这段时间,他发表过演说,组织过写作组写学术批判文章,亲自出马写了“向阳生”的文章。但所有的努力,都只是一步一步被人把矛盾推向激化,都被当作加罪于邓拓、彭真的口实。
邓拓在“五·一六通知”通过后的第二天晚上或第三天凌晨,以死来作最后的抗争。之前,邓拓给彭真、刘仁和市委们写了一封长信,此时彭真早已被批判,并在5月16日这一天失去了自由。邓拓临死之前给彭真等人写信,表明了他对彭真和市委的信赖。同时申明自己绝不是“混进党内,伪装积极,骗取了党和人民的信任”的人。并坦然地相信那些构成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名的杂文,到底是“什么性质”,“一定会搞清楚的”。信的最后他诚挚地写道:“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邓拓与首部《毛选》
邓拓在《报社五年回顾》的讲话中说:四年多出版书籍129种,近80万册。从日本投降到进入张家口,一年出版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96种、57.6万册。这在战争年代,在敌后出版如此大量的书,实非易事,堪称奇迹。 应当指出《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论持久战》。
邓拓接到任务后,主持了编选和出版工作,并写了《编者的话》。这部《毛选》在版权页上载明:晋察冀日报社编印,晋察冀新华书店发行,定价300元(边币),1944年5月初版。全书共800多页,约50万字,选收了29篇文章,主要是抗战开始后到1944年6月期间的论著(为什么1944年5月初版的书中有6月份的文章,这是有原因的,下面有说明),也收录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红四军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以及抗战爆发前夕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全书按内容分编为五卷:第一卷包括5篇著作,为国家与革命问题的论著;第二卷11篇,为统一战线问题的论著;第三卷3篇,为战争与军事问题的论著;第四卷3篇,为财政经济问题的论著;第五卷7篇,为党的建设问题的论著。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其后大连和渤海、东北等解放区的《毛泽东选集》以及近年日本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都是根据它编辑的。
“历史证明毛泽东主义,就是中国的马列主义,只有依靠他的思想指导,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与此相反,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一切反革命思想与假马克思主义,却陷中国于严重危机或使革命遭受严重损失。目前国民党腐败无能,达于极点,这就加重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因此无论党内党外,都有深刻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必要。”邓拓在这篇“编者的话”中表达出的观点和1945年6月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精神完全一致!
《毛选》第五卷第一篇,原来选的是《论新阶段》全文,后只选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地位》这一部分,是中央宣传委员会的意见(当时的中央宣委会书记是毛泽东、副书记是王稼祥)。邓拓本来想多选几篇,像《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著作,可惜因为当时尚未公开发表,故没有选入选集。《毛选》的版权页上,标明的版权时间是1944年5月,实际上5月是发稿付排时间。在付排前,6月份报上又发表了毛泽东《同中外记者团的谈话》,临时补了进去。但版权页未及时作相应的改动,致使有时间上前后不一致的矛盾。
《晋察冀日报》社的职工们,在邓拓领导下,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在战争环境中,短短的几个月中高质量地印装成书,实在不易。当出版《毛选》时,正值1943年秋冬3个月的大“扫荡”之后,物资奇缺,印刷设备陈旧。我们在反“扫荡”中缴获的敌人的一个文件说,“《晋察冀日报》已永远和晋察冀人民绝缘了”等一类的词句。在庆祝反“扫荡”胜利和报社成立六周年的大会上,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的刘澜涛同志说:我们《晋察冀日报》始终未停,一直为广大人民服务,为人民所拥护,不但印报,还出版书籍。这就是我们的胜利。
担任排印《毛泽东选集》的报社二厂(印书厂),住在太行山麓的阜平县马兰村附近小庄坡山村,这个村只有十几户人家。地处深山,交通不便,敌寇又烧杀抢掠,物资、粮食供应都很困难。就在这个小小的山村,《选集》5月开排,7月出书,9月出齐五卷,全部印刷完毕,送到读者手中,仅用半年时间。
为了出精装本,邓拓和《晋察冀画报》社沙飞商议,由画报社制毛泽东像的铜版,这个问题解决了,可是烫金怎么办呢?小厂哪有烫金机。邓拓叫二厂再发动群众,想办法。群众发动起来,办法终于找到了。装订股长崔振南提出用手搬机代替烫金机,在手搬机下生木炭火,把转盘烤热,这样烫出金光闪闪的《毛泽东选集》五个大字的精装合订本。为此,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写信嘉奖报社印刷二厂。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称赞说:“邓拓同志在抗战后期还编纂了《毛泽东选集》,这是全国第一本系统编选毛泽东同志著作的选读本,为传播毛泽东思想做出了贡献。”这部《毛泽东选集》是“第一个系统的版本”,“一个流传最早、最广泛的版本”。(见龚育之《关于〈毛泽东选集〉的版本等问题同施拉姆教授的谈话》)后来,在这个版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两次增订再版。
金肇野回忆,1965年夏他到北京邓拓家中,在案头墙上,悬挂着一幅毛主席手书《琵琶行》,不仅他从未看到过,也是他见过的毛主席书法中包括复制品在内写得最好的作品。他惊喜地仔细观看、欣赏这幅龙腾虎跃的笔法。邓拓歪着头看着,甜蜜地笑着。他也是最喜爱主席这帧未公布于世的作品。
爱情
1942年春天,当他们再次相遇到滹沱河边时,约定了终身。丁一岚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漫步在滹沱河畔,漫天风沙代替了清风明月,习惯了的战斗生活,倒增添了几分豪情,我们终于约定了终身。”邓拓以《心盟》为题借诗记情:“滹沱河畔定心盟,卷地风沙四野鸣,如此年时如此地,人间长此记深情。”
1942年3月7日,邓拓与丁一岚以平山南滚龙沟一间农家小屋为洞房,结为夫妻。结婚那天200多人为这对新人祝贺,整个十多里长的滚龙沟洋溢着欢快的气氛。尽管当时正处在敌情紧张的时期,但革命的浪漫情怀并没因此而改变。这对革命伴侣在太行山的山坳里度过了抗战时期最艰苦的时期,同时也是他们一生最美好、最难忘的时光。